人文学院 人文学院

为庆祝学院成立45周年，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举办了学科建设和发展论坛等一系列活动。11月18日上午，国际科学技术史学会原主席刘钝教授应邀出席人文学院45周年庆祝大会并在会上作特邀主旨报告——《“科玄论战”百年：回顾与展望》。报告由人文学院院长孙小淳教授主持。

刘顿教授开场先向大家介绍了“科玄论战”的缘起。1923年2月14日，学者张君劢应邀到清华学校向即将赴美学习的留学生作了一个以“人生观”为主题的演讲。张君劢认为人生观跟科学是不同的，有五点差异，诸如科学是客观的而人生观是主观的、科学为推理支配而人生观由直觉主导、科学重分析而人生观重综合、科学服从因果律而人生观遵从自由意志、科学致力于想象的统一性而人生观源于人格之单一性。张君劢得出结论“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惟赖诸人类自身而已”。张君劢的讲义整理后发表于当年的《清华周刊》272号，其说辞引起地质学家丁文江的反感，两人当面激辩两个小时无果。同年4月12日丁文江在《努力周报》48-49期上发表《玄学与科学——评张君劢的〈人生观〉》一文，批评张君劢“西方为物质文明，中国为精神文明”的肤浅说法，指出：“至于东西洋的文化，也决不是所谓物质文明、精神文明，这样笼统的名词所能概括的。”文章最后说：“主观的、直觉的、综合的、自由意志的、单一性的人生观是建筑在很松散的泥沙之上，是经不起风吹雨打的。我们不要上他的当！”由此，“科玄论战”便逐步发展开来。

随后，民国时期诸多大师学者纷纷加入了“论战”。仅1923-1924年，梁启超、胡适、任鸿隽、林宰平、张东荪、范寿康、王星拱、吴稚晖、陈独秀、邓中夏、瞿秋白等纷纷发表文章加入“论战”。此外，各种论战文集如汪孟邹先生编辑的《科学与人生观》、郭梦良先生编辑的《人生观之论战》也相继出版，“科玄论战”愈演愈烈。

刘钝教授科普道，“玄”字源于《老子》“玄之又玄，众妙之门”。魏晋玄学立言玄妙，行事旷达，旨在从本体论上调和自然与名教。后世则把浮夸虚渺的清谈风气视为玄学，带有很强的贬义。而玄学（Metaphysics）则被笛卡尔在《沉思录》中称为“第一哲学”（相应的“第二哲学”就是自然哲学）。“科玄之争”没被称为“科哲之争”，只是因为早已约定俗成。

随后，刘顿教授向大家介绍了当时“科玄论战”的时代背景。20世纪20年代，中国近代社会转型，随着帝制倾覆军阀混战，党派政治初露头角，民族资本主义开始发展，新闻、出版、教育和思想文化界也出现相对的繁荣景象。国内，在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等人的努力下新文化运动兴起，掀起了中国近代史上一次空前的思想解放；同时期，随着国外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发生，种种内外因素作用下，五四运动的爆发让青年学者扛起了科学与民主的旗帜，担负起启蒙与救亡的使命，成为中国民众觉醒的重要标志。此外，梁启超、张君劢、丁文江等人游历欧洲时接触并学习了很多西方哲学思想。刘钝教授指出，有人总结丁张二人的思想渊源为洛克的经验论vs康德的二元论,马赫-皮尔逊的认识论对抗德里施的活力论，赫胥黎的不可知论对抗倭伊铿的唯心论，甚至还可补充拉普拉斯的决定论对抗柏格森的生命冲动论，孔多塞的科学进步论对抗斯宾格勒的历史。谈及“科玄论战”双方的政治谱系，刘钝教授讲到，在“科玄论战”中，共产党人与自由派知识分子在捍卫科学的尊严、批判复古倒退这一点上属于同一阵营，但同中有异。

至于“科玄论战”的结果，刘钝教授表示“没有赢家”，因为这一场有着诸多顶尖思想家和学者参与、本来可以成为更高水准理论交锋的论战，未能达到塑造更具前瞻性文化形态的效果，隐身其后的涉及物质文明与价值判断的深刻意义，没有也不可能引起国人的充分注意。

在一个政局动荡、民生无保、普通百姓不识“赛先生”为何方神圣的土地上，“科玄论战”是一场有些超前的思想碰撞，撞出了火花，但没有赢家。用吴稚晖的话说：“张丁之战，便延长了一百年，也不会得到究竟。”以郭颖颐先生和范岱年先生为例，刘钝教授也指出，我们不能追求把自然科学看作文化中价值最高部分主张的“唯科学主义”。

最后，刘钝教授补充道，“科玄论战”及其反映的“两种文化”视野，背后却很少有人认真思考过仅靠科学是否可以解决人生观的问题。以霍尔丹和罗素的论战、罗家伦的研究《科学与玄学》为例，刘钝教授指出从人类知识发展的历史方面看去，科学促成玄学，玄学帮助科学，是显著的事实。结合当下之世界资源短缺、战争频发、贫富差距、官民对立等社会问题，刘钝教授提出了“人类社会一直是进化或当代社会是否会遭遇倒退”“人类在翻过‘后现代’这一篇后，是否会见证一个确定性回归的‘后-后现代’（Meta-Post-modernity）？”“机器是否会自我进化？”“人机混合的“赛博格”（Cyborg）会成为未来世界主宰？”“元宇宙世界中是否有心物二元的根本对立？”等令人发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