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今约5500至5000年前，红山文化先民以精湛的制玉技艺和独特的礼仪实践，在中国北方史前文化发展进程中留下了鲜明印记。玉猪龙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器物之一，其造型、用途与象征意义长期受到学界关注。然而，这些玉猪龙所用玉材是否相同？制作原料来自何处？它们是佩戴在身上的装饰品，还是曾经承担更为特殊的礼仪功能？关于这些问题，仍有不少值得探索的空间。
近日，中国科学院大学考古学与人类学系与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合作，以2024年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敖汉旗元宝山遗址出土的三件玉猪龙为对象，综合运用便携式X射线荧光分析、拉曼光谱和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等科技考古方法，对器物的矿物组成、原料来源、加工痕迹及出土情境进行了系统研究。研究发现，三件外形相近的玉猪龙竟然采用了不同的材质，其原料来源与使用方式也呈现出多样性。这些发现为理解红山文化玉器的制作传统及其背后的礼仪实践提供了新的科学证据，该成果近期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考古科学杂志：报告》（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Reports）。
迄今科学考古发掘所见最大玉猪龙，揭示器物与身份的密切联系
2024年，考古工作者在元宝山遗址发现一处红山文化时期的大型石构遗迹。遗迹整体呈现“北圆南方”的布局，包括圆形石冢和相连的方形台地。发掘共发现21座墓葬，其中9座属于红山文化时期。
石冢中央的M15墓葬尤为引人注目。这是目前遗址中确认的最高等级墓葬，墓主人为一名成年男性，随葬品包括玉猪龙、玉斜口筒形器、“介”字形玉冠饰及大型蚌壳等。其中，玉猪龙长15.8厘米、宽9.5厘米、厚3.0厘米，重达983.3克，是目前科学考古发掘所见最大的一件玉猪龙。
与这件随葬于墓葬中的玉猪龙不同，另外两件玉猪龙分别出土于石冢墙体和南侧祭祀性台地的石构遗迹之中。三件器物不仅大小悬殊，出土位置也有明显差异。这一发现使研究者得以在同一遗址内，对比考察玉猪龙在不同材料、不同使用阶段和不同埋藏情境中的表现。
三件玉猪龙为何采用不同材料？
在传统认识中，红山文化玉器常与透闪石质玉料联系在一起，玉猪龙也往往被视为具有相对稳定材料传统的代表性器物。然而，研究团队通过原位、无损的光谱与元素分析发现，元宝山遗址的三件玉猪龙分别采用透闪石质软玉、蛇纹石和富含方解石的大理岩制作。
这一结果表明，红山文化玉猪龙的制作并非始终局限于单一的矿物材料。即使造型相似，不同器物也可能因原料特征、加工需求和具体使用情境的差异而采用不同石材。
研究还对三件器物的表面风化和颜色变化进行了分析。尽管部分器物出现明显的白化、开裂或表面剥落等现象，光谱结果却没有发现能够证明其经历过高温处理的矿物学证据。这一发现提示，古玉表面的颜色变化与风化现象不能简单归因于人工加热，其形成机制仍需结合材料性质与埋藏环境进行综合判断。
玉料不一定来自远方：元宝山遗址发现本地制玉的重要线索
玉料来源是认识红山文化资源利用与手工业生产的重要切入点。过去，研究者常将岫岩地区视为红山文化透闪石质玉料的重要来源，但这一认识是否适用于所有遗址和器物，仍需要更多科学证据检验。
针对元宝山遗址出土的最大一件透闪石质玉猪龙，研究团队将其微量元素特征与红山文化玉器的既有数据、岫岩玉料以及其他地区的透闪石质玉样品进行了比较。结果显示，这件玉猪龙的地球化学特征与传统认识中的岫岩来源样品存在明显差异，却与元宝山遗址出土的一块透闪石原料表现出较高的相似性。
更重要的是，遗址中还发现了带有初步切割和原料评估痕迹的透闪石原料块，以及未完成的玉石器、加工碎块和十余件管状钻芯。这些遗存共同构成了制玉活动的重要考古证据，说明元宝山遗址并非仅仅是玉器的使用和埋藏地点，至少部分玉料加工与器物制作过程也可能在当地完成。
对于蛇纹石等其他材料，研究结果同样提示其来源可能位于元宝山及邻近地区。不过，现有数据尚不足以锁定具体矿床，相关判断仍有待进一步的地质调查与地球化学研究验证。
这些发现为理解红山文化玉料利用提供了新的视角：具有礼仪价值的玉器，并不一定完全依赖远距离获取的特殊原料。地方资源、专业加工技术与特定的社会和礼仪需求，也可能共同参与了重要器物价值的形成。
玉猪龙只是装饰品吗？加工与磨损痕迹提供新的解释
玉猪龙究竟用于佩戴，还是承担了其他功能，是长期以来的学术讨论焦点。传统观点多将其解释为悬挂于胸前的装饰品，但元宝山遗址出土器物的重量、穿孔结构及局部磨损痕迹，为重新审视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线索。
研究发现，三件玉猪龙中央穿孔的内壁保留了与双向钻孔相关的加工痕迹，部分穿孔内部还存在局部磨平和浅凹痕。其中，蛇纹石玉猪龙背部穿孔的磨损更为明显，其分布并不均匀，可能与器物在使用过程中受到反复机械接触有关。
结合器物近一千克的重量、背部穿孔的位置，以及部分同类器物上发现的多重穿孔和沟槽，研究团队提出，至少部分玉猪龙可能曾被固定在木质杆柄上，作为权杖头或其他具有仪式功能的器物使用，而不只是悬挂佩戴的装饰品。
这一解释仍需更多考古材料加以检验。研究者也指出，不同大小的玉猪龙可能具有不同用途，不能将所有同类器物都归入同一种功能类型。玉猪龙的用途可能与其尺寸、材料、穿孔结构和具体使用情境密切相关。
从随葬玉器到石墙中的玉猪龙：礼仪实践并非单一模式
三件玉猪龙最值得关注的差异之一，在于它们最终进入考古遗迹的方式不同。
体量最大、制作较为精细的透闪石质玉猪龙出土于M15墓葬，与高等级成年男性墓主及其他玉器共同出现。这一情境表明，玉猪龙可以作为随葬品与特定个体建立联系，参与墓葬所体现的身份表达与礼仪实践。
另外两件玉猪龙则被纳入石冢墙体和祭祀性建筑相关遗迹之中。研究团队据此讨论了红山文化中一种不同于随葬的玉器使用方式，即将具有价值的器物嵌入石构建筑，使其成为建筑营建或后续仪式活动的一部分。类似的“藏玉于墙”现象，也为比较中国北方新石器时代不同遗址的建筑礼仪提供了线索。
值得注意的是，器物被埋入建筑时，其原有用途未必与最终埋藏方式完全相同。它们可能曾经作为仪式器物使用，随后才被纳入建筑。因此，研究玉器的功能不能只看造型，还需要结合材质、加工痕迹、磨损特征及出土位置进行综合判断。
科技考古为认识史前社会打开新的窗口
这项研究表明，科技考古的价值不仅在于识别古代器物由什么材料制成，更在于将材料分析与考古情境相结合，进一步认识古代资源获取、手工业生产与礼仪实践之间的联系。
元宝山遗址的三件玉猪龙显示，即使在具有鲜明传统特征的红山文化中，器物的材料选择、制作方式和最终用途也可能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地方原料的利用、遗址内的制玉活动，以及玉器在墓葬和建筑中的不同埋藏方式，共同揭示了红山文化玉器传统更加多元的一面。
研究团队强调，元宝山遗址的发现并不能直接代表整个红山文化社会的组织模式，但它为重新检验以单一原料来源或固定器物功能解释红山文化玉器的观点提供了重要案例。未来，随着更多遗址材料、原料产地和科学分析数据的积累，研究者有望进一步厘清红山文化玉器的区域差异及其背后的社会联系。
中国科学院大学考古学与人类学系出站博士后、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陈典为本文第一作者，中国科学院大学考古学与人类学系罗武干为本文作者，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党郁、格日乐图、徐婷婷为本文的共同作者，研究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3VLS006）支持。
论文信息
论文题目：Materializing Authority and Ritual: A Multi-Analytical Study of Jade Pig-Dragons from Yuanbaoshan Site, North China
作者：陈典、党郁、格日乐图、徐婷婷、罗武干
发表期刊：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Reports，第76卷（2026），文章编号106105。
DOI：https://doi.org/10.1016/j.jasrep.2026.106105
图1. 中国公立文博机构及海外主要博物馆收藏的猪龙玉器，按尺寸排列（编号3、22和32为元宝山积石冢出土的标本）。
图2. a) 元宝山积石冢发掘区全景；b) M15号墓葬发掘现场；c) M15号墓葬出土玉器陪葬组合
图3. a) 透闪石玉猪龙的拉曼光谱；b) 蛇纹石猪龙的拉曼光谱；c) 大理岩猪龙的拉曼光谱；d) 三件猪龙的红外光谱对比
图4. a) 单向钻孔，带有平行钻痕 b) 耳后经精细抛光的表面 c) 代表嘴部皱纹的深槽及表示獠牙的浅刻痕 d) 穿孔内壁抛光良好，带有轻微凹痕，表明曾因悬挂绳线而磨损 e) 背部数个斜向穿孔已不再具备悬挂功能 f) 穿孔内部的台阶面表明采用了双向钻孔 g) 背部穿孔风化严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