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古代社会，曾是世界上科学技术领先的国家，经历了近代以来科技发展阵痛后，如今，又重新在一些大科学工程领域走在了世界的最前列。
从历史纵深来看，现代科学与古代科学当然有一脉相承之处，然而，二者又有许多显著不同。其中最突出的表现之一就是在现代科学领域出现和形成了“大科学工程”这种科学活动和科学发展的新条件、新形式和新方式。
什么是“大科学工程”呢？由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王大洲所著《中国大科学工程史》指出，“大科学工程”就是“‘基于科学并为了科学’而建造大型科研设施的工程活动。这类大型科研设施（或称大科学装置）既可以支撑学术界的科研活动，又可以支撑国防创新或产业创新活动；既可以支撑大科学活动，又可以支撑小科学活动，因而成为当今社会各类科研活动的关键支撑平台。”这个定义明确地界定和说明了大科学工程具有的三个基本特征。首先，“基于科学并为了科学”这个基本目的和基本功能使“大科学工程”与以“经济”为目的的常规经济活动工程有了明确区分。其次，大型科研设施建成后，要成为“各类科研活动的关键支撑平台”，这清楚地表明现代科学活动出现和形成了必须依托现代技术与现代大型科研设施的新特征。要承认虽然“大科学工程”在建设阶段就会遇到和需要解决许多重要的科学技术问题，但更要注意的是，“大科学装置”建成后的运行和运用阶段才是“大科学装置的‘本体性科研阶段’”，这个阶段才是“大科学装置”大显身手和创造科研奇迹的阶段。如果没有“现代大型科研设施”作为基础和依托，许多现代科学研究工作——特别是许多最前沿和最关键的科研领域——就失去了“现代技术和科研装置”的基础和依托，就会成为空中楼阁。最后一点也很重要，就是必须关注“大科学工程”可以发挥“支撑国防创新或产业创新活动”的重要作用，这就使人们不能单纯地从纯科学视野看“大科学工程”，而必须从更广阔的经济、社会、国防发展需要的视野观察和认识“大科学工程”的意义和影响。
中国是一个有厚重史学传统的国家。唐代刘知几是中国史学史上的第一位“史学理论家”，撰写了中国第一部系统的史学理论著作《史通》。他提出，“史有三长：才、学、识，世罕兼之”。这是一个很高的要求，即忠实地挖掘和记载“历史史实”、高屋建瓴地建立“史学视野”、以高尚的“史德”深入地探求“史之实是”，并且把三者结合起来。作为一部现代史学领域的“专史”，《中国大科学工程史》可谓一部兼具史学三长的著作。
史料和史实是史学的基础。《中国大科学工程史》一书史料翔实丰硕，特别是在第一手资料上下了大功夫。在史学结构上，全书把我国的三十多项大科学工程，划分为七大领域（计算领域、高能物理领域、核物理领域、空间领域、天文领域、地学领域、生命领域），按照“总-分-总”的结构，以史论渗透和结合的方式总结了我国大科学工程建设的主要成就和基本经验。这就使其成为我国当代专史研究领域一部不可多得的上乘佳作。
对于史学研究，当代著名史学家章开沅认为，应该把“走进历史”和“走出历史”结合和统一起来。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在谈到文艺理论时也说：“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此语用于史学亦如榫卯。这个把“走进历史”和“走出历史”结合和统一起来的观点既是对“著史”的要求，又是对“读史”的要求。我们高兴地看到，《中国大科学工程史》在“著史”时遵循了这个要求，让其可以成为一本能够同时既引领读者“走进中国大科学工程史”又能帮助读者“走出中国大科学工程史”的著作。
在中国已经建成的三十多项大科学工程中，“中国天眼”是公众知名度最高的项目之一。“中国天眼”那“惊艳世界”的“外貌”可能是吸引公众眼球的原因。但科学家更重视的是它的“科学技术指标”和“大科学工程指标”：它是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当今世界第一大单口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在灵敏度、分辨率、巡星速度等关键指标上全面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从预制研究到最终建成，老中青三代科技工作者艰苦攻关，前赴后继，历时二十二年，2016年落成启用。
“中国天眼”投入科学研究后，依赖其卓绝的技术能力，屡屡有“惊艳”于世界科学界的重要科学发现。2024年7月9日，继南仁东之后任“中国天眼”首席科学家的李菂获得马塞尔·格罗斯曼奖，这是物理学界最重要的奖项之一。颁奖理由之一是他领导团队利用“中国天眼”实现星际磁场的精确测量，推动快速射电暴研究进入高统计性时代。
近年来，许多人慨叹中国科学界缺乏原创性科研成果。原创性成果不是科研“跟跑者”“并跑者”的成果，而是“领跑者”的成果，而成为当代科研领跑者往往又需要拥有必要的“大科学装置”。现代科学早就超越了那种“仅仅依靠经验”或“依靠简单仪器”的发展阶段，现代的大科学工程已经成为现代科学的基石。依托大科学工程，不但能够持续创造出现代科学的奇迹，而且能够有力地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作者：李伯聪，系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