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学院 人文学院 人文学院 人文学院

多元一体——记【谷雨计划·国科大文化遗产保护宣教公益行动】之“多学科与问题学术:以中华民族的起源和发展研究谈起”专题讲座

  • 图文/田雨阳 校对/罗武干
  • 创建于 2021-12-15
  • 125

        2021年12月14日下午,应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联合党委考古教工党支部的邀请,中央民族大学副校长麻国庆教授来到国科大玉泉路校区,为师生们带来“多学科与问题学术:以中华民族的起源和发展研究谈起”专题讲座。

        麻国庆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为中央民族大学副校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民族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中国民族学学会执行会长。曾任教于北京大学、中山大学。2013年起担任教育部高等学校民族学类本科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2016年入选“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国家级人才支持计划。出版《家与中国社会结构》、《永远的家:传统惯性与社会结合》、《人类学的全球意识与学术自觉》、《走进他者的世界》、《破士而出:流动社会的田野呈现》 等多部重要著作,并在《中国社会科学》、《民族研究》、《社会学研究》、《新华文摘》等国内外期刊发表论文百余篇。
        讲座伊始,麻教授从“汉族形成民族的四大条件”引入本次讲座的主题。汉族在秦汉时期就己具备形成民族的四大条件:“书同文”、“长城以内的广大疆域”、“行同伦”、“车同轨”,对于今天深入分析“民族”及其相关问题以及当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都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费孝通先生很早就强调,仅仅将少数民族作为民族学和民族研充的对象是存在缺点的,因为少数民族和汉族之间本身就是一个整体。若将少数民族割裂开来,作为一个单独的研究对象,就无法看到少数民族在中华民族整体中的地位及其与汉族的关系。
        早在1934年,费孝通先生发表的《分析中华民族人种成分的方法和尝试》一文中就已运用了中华民族这一概念。1992年,费孝通在主持“中国不同民族基因组比较研充”这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时强调,分析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人类学民族学必须与生物学合作。费孝通在该研究报告中指出,在中国各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中,其生物基础也体现出这是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中国历史上各民族的分与合的过程乃至现代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交融与整合,正是体现了这种复杂性。
        麻教授进一步讲解了费孝通先生早期对民族体质特征的研究。费孝通在清华研究院学习时撰写了两篇有关体质人类学的研究论文。一篇是对广西苗、瑶、侗、壮等少数民族的体质测量,另一篇是关于朝鲜半岛人种类型的分析。费孝通对该议题的研究,主要是想把这三种类型的体质特征和民族历史的迁徙联系起来。费孝通的老师潘光旦先生对中华民族迁移的设想,大概是苗、瑶、畲这三个民族在历史上有过密切的关系,可能是早先从淮水流城向南迁徙的中原移民。费孝通对不同民族体质特征的早期研究,试图通过探讨历史迁徙的过程中不同民族的分与合,来了解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
        由于有了早年不同学科的研究背景和基础,费孝通在新中国成立后对民族的研究也一直强调民族融合过程研究。费孝通来到中央民族学院后,很长时间参与并负责西南民族访问团的工作。在民族调查的基础上,涉及族源、迁徙、分化、融合等民族之间的互动交流的历史与现状时,由于他有体质人类学的训练,也强调从考古学资料来提供佐证。在1956年的全国考古工作会议上,他就强调开展少数民族地区考古工作的重要性。加强考古学、语言学、人类学和民族学的密切合作,才能把各民族历史弄清楚。当时费孝通希望不同学科的学者都要关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的研究。
        另外,1962年,考古学家夏鼐在《新中国的考古学》一文中,从考古学家的角度较早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一词。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是中国考古学走向成熟的转折期。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的“区系文化类型”说被认为是认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重要的考古学论证。
        这个理论被认为是中国文化起源、文明起源、从氏族到国家、从原始古国到“方国”,到多源一统帝国发展史、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史等重大课题研究的基础。费孝通是希望多学科共同配合,从各种历史文献、考古资料以及民族志材料等,分析各民族之间在历史上的分中又合的过程,进而凸显中华民族的共同性。从费孝通的民族史研究、体质人类学研究,通过 对各种考古资料的梳理和最近的分子人类学的研究成果来看,各民族的分合过程逐渐整合出了中华民族的共同性。
        这里的“分”,当然不等于“分裂”,“分”以后是一种新的合。“合”则是民族大交融,“合”的基础是国家的统一与民族的团结。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就是这种“分”与“合”相互作用、互动共生的过程史,最终形成了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分”与“合”并非是一种二元对立的关系,而是一种互动共生对转的关系,因而“分”与“合”关系更体现为一种“合之又合”的关系,这种关系必然“磨合”出中华民族的共同性。
        费孝通提出历史上各民族之间的“分”与“合”的运行逻辑,也和潘光旦的研究一脉相承。潘光旦的《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巴人》一文通过对古代“巴人”的调查研究后提出,土家人的一部分祖先在发展的过程中也出现变成各种不同程度的汉人的情況,最后成为了汉族的一个组成部分。历史研究又必须与汉族,乃至全部中华人民的大共同体,是如何形成的这样一个总问题密切地结合起来。这样一个族类之间的接触、交流与融合情况在祖国漫长的几千年的历史里从未间断过。在不断又合又分的过程中,出现了我国现有的民族结构。潘光旦在这里所讲的“人们共同体”,其含义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历史的产物”就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灿烂文化沉淀在中华民族包容发展的思想资源之中。
        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虽然有“分”,但更重要的是“合”,而且是“合之又合”,不断叠加聚合而成中华民族。这也是费孝通理解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呈现出分与合的运行逻辑的核心。《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一文对中国多民族社会的变动过程及其“合之又合”的内化过程作了整体上的概括和研究。费孝通强调中华民族成为一体的过程是日趋完成的。这是因为“在中华民族的统一体之中存在着多个层次的多元格局。各个层次的多元关系又存在着分分合合的动态和分而未裂、融而未合的多种情状”。
        从费孝通的民族走廊研究,到支持对岷江、大渡河、怒江、澜沧江,雅砻江和金沙江等六江流域的民族调查研究,再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提出,都是在强调通过从区域来看民 族。费孝通倡导的区域研究,超越单一民族,打破行政学科界限,用全面的整体的观点研究各民族历史上的“合之又合”的过程,进而整体把握中华民族的共同性。
        1989年,费孝通发表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可谓是研究分合机制的集大成者,也是20世纪以来中国学界对中华民族结构之“一”与“多”的辩证关系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费孝通用中华民族这个词来指现在中国疆域里具有民族认同的所有人民。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的“民族”具有非常明确的所指。对56个民族实体的确认是一个复杂的实践过程,费孝通就是这一过程的参与者和见证人。
        费孝通对于“多元一体”的讨论,是把他放在一个非常宏大的历史进程之中,凸显空间布局在民族交往之间的联系性,就是把历时性和共时性结合在一起。费孝通的研究理念特别强调要按历史形成的民族区域进行研究。“民族走廊”学说也重点分析了区域内的共同性问题。费孝通提倡的这一宏观与微观结合的研究方法,说明不同的民族走廊作为不同民族的区域共同体,具有跨越民族、区域的特点,不同的民族走廊在互动中形成更大的地域共同体,在此基础上也强调民族内部支系与整体民族之间的有机联系。中华民族的共同性是建立在超越民族、文化、宗教等边界的基础之上。
        费孝通强调,在中华文明中随处体会到多样和统一的辩证关系。儒家学说中又有一种东西使她成为一种联结各个不同族群、不同地域文化的纽带,进而维系和发展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儒家文化对于不同少数民族的影响由来己久,形成中华文化认同的基础。而中华文化认同是中华民族共同性的重要基础。
        麻国庆教授本次报告立足对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性等概念梳理的基础上,把费孝通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置于中国文明历史进程的大脉络中进行比较分析,进而凸显中华民族共同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通过对费孝通民族研究理论的回顾与反思,阐述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内在运行机制和特点及其对新时代民族研究的重要启示。强调历史上各民族历经“合之又合”的内在运行机制,是在交往交流交融基础上的内在统一。费孝通的研究超越了传统的单一民族研究的限制,从区域和网络来研究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是方法论上的拓展。不同的历史文化区域是在各民族文化交流、经济往来、社会交往的基础上形成的共同区域文化,进而互相汲取人文发展、共同发展的历史经验。通过对费孝通民族研究理论的思考,对于新时代的民族研究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乃至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都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的意义。

        最后师生们就儒家思想在汉民族形成过程中的影响、民族识别、汉民族与中华民族概念辨析、通过考古资料识别不同的民族人群等问题与麻老师展开了热烈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