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4月28日下午，应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党委考古学与人类学系教工党支部的邀请，中国人民银行参事，中国钱币博物馆前馆长、中国钱币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周卫荣研究员来到中国科学院大学玉泉路校区，为师生们带来“中国古代早期黄金与黄金货币专题”讲座。
首先，周卫荣研究员提出货币源于饰品和礼品，并就“货”与“币”的概念进行辨析。人们总是把自己认为最好的东西——最漂亮、最珍贵、最神圣的东西——作饰品和礼品，现代人如此，古代人如此，史前人类更是如此。此处所说的饰品和礼品是广义的，包括人们打扮自己、装饰自己的饰品，装扮神祀用器、王权用器的饰品，供奉祖宗、祭祀神灵的祭品，君臣之间的朝贡与赏赐用品，以及贵族与贵族之间礼尚往来之物品。在早期社会，“货”代表宝物，包括珠、玉、龟、贝等所有价值公认的好东西。古代文献中也多有相关记载：《周礼·天官·太宰》：“商贾阜通货贿。”郑玄注：“金玉曰货，布帛曰贿。”许慎《说文解字》曰：“货，财也。”《玉篇》亦云：“货，金玉曰货”。而“币”（幣）者，帛也，是古代用作礼物的丝织品，后泛指车马皮帛玉器等礼物。《周礼·大宰》：“四曰币贡。”司农注：“绣帛。”《仪礼·十相见礼》：“凡执币者。”疏：“玉马皮圭璧帛，皆称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惠王患之，乃令张仪佯去秦，厚币委质事楚。”许慎《说文解字》：“币（幣），帛也。从巾，敝声。”由此可见，早期的货和币或货币与后世经济学上的货币概念有很大区别。
随后，周卫荣研究员指出早期黄金的基本用途是饰品与祭品。金或称黄金，由于其特有的化学稳定性，常以单质存在于自然界，又因其美丽的光泽，成为人们最早认识和使用的金属之一。由于它本身美观珍贵、耐腐蚀且具有很好的延展性，易于加工，所以自古以来便在世界范围内被视为神圣尊贵的物品。黄金首先是作为饰品（包括神祀）而非货币进入人类生活的。我国最早的黄金制品如甘肃酒泉玉门火烧沟遗址（2000-1800BC）出土的金耳环和鼻饮；内蒙古敖汉旗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墓葬（2300-1600BC）出土的金耳环等主要为人体装饰品。由此也可验证“金银天然非货币，货币天然是金银”之言。至商代，黄金出土渐多，但绝大多数也系装饰品，抑或为祭祀用品。中原地区的黄金制品大多为金箔、金叶和金片，主要用于人或重要器物的装饰。北方地区的出土黄金，主要是人身佩戴的黄金首饰。西南地区出土的黄金制品主要为祭祀用品，四川广汉三星堆和成都金沙遗址是迄今为止出土金器最多的商代文化遗址，这两处遗址不仅金器数量多，而且形制别致。西周时期，黄金使用有所增多，但仍然主要是贵族所用饰品、祭品（祀神）或标志王权的用具。春秋战国初期，对黄金的使用基本延续了西周的传统，而春秋晚期战国初期时，除作装饰外，少数贵族仍使用金质实用器。进入战国晚期，黄金开始被作为货币使用。
同时，周卫荣研究员介绍了他对楚金版的研究。我国古代最早把黄金用做货币的是战国时期的楚国，目前确切可考的计有郢称、陈称、専称、卢金等。对于其使用年代的考究，周卫荣研究员赞同王国维、加藤繁先生关于楚金版铸造于战国末期的说法，具体而言，当是楚迁都寿春之后所铸。首先，大量的出土资料证实，至今为止安徽省发现楚金版数量最多，约占全国总重量的三分之二，安徽又以寿县为最多，其重量约占全省的四分之三。寿县即古代的寿春，寿春作为楚国都城，历时十九年，自公元前241年至公元前223年楚国灭亡，这个时间是非常明确的。其次，现有楚金版上发现的地点基本都位于楚国东迁之后，未发现原楚国腹地的地名，因此楚金版应铸造、使用于楚国东迁之后，或为因在强秦征讨挤压的特殊背景下，楚国贵族使用之物，而非普通平民所用。第三，江苏、河南、湖北等地出土的埋藏时代明确的楚金版均不早于战国晚期。除铸行时间外，楚金版的制作工艺也一直备受关注，迄今没有学者就楚金版背面布纹（织物纹）出现的原因给出合理的解释。近年来，钱币界也有人认为是楚金版铸成之后，因打印戳记时背面垫以织物而留下布纹痕迹。而周卫荣研究员发现绝大多数楚金版背面皆有清晰可见的布纹，其应当是从陶范上翻制的，是翻范时为便于脱模所用垫布留下的痕迹。这种现象在秦汉筒瓦上也经常能看到。
此外，周卫荣研究员认为西汉马蹏金、麟趾金的基本功用是祭祀而非货币。西汉的马蹏金、麟趾金首次见于文献是在汉武帝时期，《汉书·武帝纪》载：“三月，诏曰：‘有司议曰，往者朕郊见上帝，西登陇首，获白麟以馈宗庙，渥洼水出天马，泰山见黄金，宜改故名。今更黄金为麟趾褭蹏以协瑞焉。’因以班赐诸侯王。”这一记载说明了麟趾褭蹏出现的时间和原因，但由于没有明确其形制，所以后世学者对其形制存有争议。直到2015年海昏侯墓出土成批的马蹄金和麟趾金，与中山怀王刘修墓出土的黄金相印证，马蹄金和麟趾金的形制才得以明确。马蹶金、麟趾金是由金与玉两种材料制作而成，这两种材料本身都是中国古代用于祭祀的贵重物品，而在西汉将两种材料结合制作成一件器物，绝不可能是用于流通的货币，而作为祭祀用品却是非常合适的。在马蹏金、麟趾金出现之前，西汉皇帝将大量的黄金用于宗庙祭祀，汉武帝获白麟后，也是将白麟献之于宗庙。因此用黄金制作的代表祥瑞的马蹏金、麟趾金，应当也与皇帝和诸侯王的宗庙祭祀活动有关，其基本功能应当是祭祀而非货币。各诸侯王在参与皇帝祭祀时付出大量酎金，但同时又可以得到皇帝回馈的用于郡国宗庙祭祀的马蹏金、麟趾金，这种皇帝与诸侯王的互动不仅满足了皇帝敛财的需求，也加强了彼此的宗族认同。而马蹏金、麟趾金底部中心一般会铸造有“上”“中”“下”阳文铭文，这可能代表了皇帝将其颁赐诸侯王时是成组的，其上的文字可能用于提示其在宗庙祭祀时摆放的位置或组合，而非指成色高下，也不是作坊的代号。
自江西南昌海昏侯墓出土数量可观的黄金之后，“西汉巨量黄金消失之谜”又成为了热门话题。其实，宋明时期，中国古代学者就已经有了西汉多金的认识，《宋史·杜镐列传》《日知录》及《廿二史劄记》等均有相关记载。同时，《史记》《汉书》中有大量西汉皇帝赏赐黄金的记载，数量从数十斤到数十万斤不等。此外，黄金被记载用做礼聘、馈赠、贿赂、贮藏及对外贸易的数量亦十分巨大。但实际上，汉代的黄金更多时候只是价值尺度，在赏赐、贿赂和礼聘时并不是真正使用黄金支付，如《王莽传》：“有司奏：故事，聘皇后，黄金两万斤，为钱两万万。莽深辞让，受四千万，而以其三千三百万予十一媵家。”此处的“黄金”即为价值尺度，实际以铜钱支付。鉴于西汉时期存在黄金作为价值尺度，而在实际支付时使用铜钱、爵位或其他财物的现象，所以文献中记载的“赐金”之数与实际存在的黄金存在很大区别。
西汉史料使用黄金作为价值尺度计价是由黄金在西汉的地位决定的。黄金在秦代即被定为“上币”，西汉时期黄金“上币”的地位并未改变。黄金“上币”职能的形成，一方面源于黄金早期的饰品、祭品功能，供统治阶层在祭祀、朝觑、通问、酬功、待宾、嫁娶等场合使用。另一方面，秦代及西汉前期，铜钱的重量和价值不稳定，所以政府在法律文书等重要文件中需要更加稳定的价值尺度，而黄金恰好具备这样的功能。所以西汉时期，官方使用黄金作为价值尺度进行财物计算的情况较为普遍，这也导致了《史记》《汉书》中出现大量黄金的记载。但这些记载大多指的是价值尺度，并不代表真正的黄金实物。海昏侯刘贺墓出土大量黄金只是个别特例（与之身份相关），汉代并没有传言中所说的巨量黄金，所谓的西汉巨量黄金消失之谜是个伪命题。
最后，罗武干教授对本次讲座进行总结，周卫荣研究员与师生们就讲座内容进行了交流，并对金币与黄金货币的概念辨析、西方技术对马蹏金与麟趾金铸造技术的影响、包金贝的功能与用途、楚国金版的金料来源等问题进行了详细解答，本次讲座圆满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