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4月17日下午，应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党委考古学与人类学系教工党支部的邀请，大英博物馆亚洲部早期中国藏品负责人刘睿良研究员来到中国科学院大学玉泉路校区，为师生们带来“治乱有序：中国青铜时代金属资源管理模式的些许思考”专题讲座。
目前探究矿料来源主要使用铅同位素分析方法，其中殷商时期高放射性成因铅来源（以下简称为“高放铅”）是长期的研究热点。通过分析商周时期含有高放铅青铜成品的分布范围，刘睿良老师总结了这一阶段高放铅应用范围的历时性变化：二里头时期的青铜器中不含高放铅；二里冈时期长江流域、汉水流域以及黄河流域的郑州地区都出现了高放铅；殷墟时期高放铅的分布范围进一步扩大，最南已至长江以南，东北、西南地区也有少量发现；西周时期，高放铅逐渐式微；东周时期已不见使用高放铅的青铜器。总体而言，在商周这一中国首次大规模生产青铜器的时期，高放铅发挥着非常强势的作用。
而从合金配比的角度观察，二里头至二里冈时期年代明确的青铜器体现了冶金技术由实验期至成熟期的过程。二里头二、三期，青铜器的铅锡含量普遍低于2.5%，合金性能不佳；二里头四期合金配比优化，铅锡含量增加，工匠开始有意识调整合金配比以达到器物性能要求；二里冈下层合金配比稳定优良，高放铅出现；二里冈上层在此基础上发展了多元合金配方。
铜、锡等矿料主要产地多位于中原之外的地区，而中原地区作为青铜器的主要产地，除了中条山外基本没有大型矿山。二里冈时期的先民不仅了解了合金配比的重要性，也有能力调动中原地区之外的的金属资源。
同时，金属资源的控制与社会等级密切相关。安阳殷墟遗址高等级贵族与低等级贵族墓葬中随葬青铜器的铅、锡含量区别极大。高等级墓葬中青铜器铅、锡含量的变化范围明显小于低等级墓葬。高等级贵族墓葬中随葬青铜器的制法应是提前炼制纯铜、纯锡与纯铅，再按照适宜的合金配比铸造。但低等级人群一方面缺乏如上组织制造青铜器的能力，另一方面其所用的器物可能存在回收重熔的情况，无法精准控制合金配比。这一由合金成分构造的青铜资源管理图景也可以由微量元素进行辅证：高等级铜器的原料精炼使得微量元素较少，低等级铜器中富含各类微量元素。此外，合金配比直接影响青铜器的颜色，而其外观直接体现使用者的社会等级。结合《尚书·禹贡》与《史记·食货志》中“金”的相关记载，提出“金有三等，黄金为上，白金为中，赤金为下”，体现了铜器颜色与身份等级的相关性。
高放铅在为考古学家提供研究新视角的同时，也带来了长期的困惑与争议。
学界对于高放铅的矿源众说纷纭，包括非洲说、云南说、长江中下游说、秦岭说，中条山说等。刘睿良老师重点讲解了云南说与秦岭说，同时尝试从环境学与碳十四测年的角度观察云南地区晚商的冶金证据。此外，近年的研究于山东发现含有高放铅的晚商炼渣，为高放铅的探源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思路。刘睿良老师强调，虽然高放铅矿源尚不清晰，但其体现的晚商青铜资源交流网络非常重要，这一网络中非中原地区的先民均认可并使用青铜礼器，体现了对中原地区价值观的普遍认同。
随后，刘睿良老师以草原和中原的文化交流互动为例讲解了青铜器回收重熔的机制。半月形地带是草原与中原文化的交界地带，这一地区文化面貌与草原文化更为相近，却发现很多含有高放铅的青铜器，且为铜锡铅三元合金。这一现象可能是由于晚商时期中原地区的青铜容器传入半月形地带后被回收重熔，用以制造具有当地特色的器物。
最后，刘睿良老师向师生们介绍了近期的工作成果。
甘肃西城驿遗址的铜矿石中发现一种新型河西式高放铅，与中原地区青铜器所使用的高放铅存在较大差异。
而在新疆伊犁早期铁器时代铜器的合金成分多元性强，其中一部分器物使用本地的矿源。由于草原地区金属资源匮乏相对匮乏，青铜器回收重熔的可能性较中原更大。
通过对先秦刀币的成分分析，刘睿良老师发现刀币中的铅含量越高，铜和锡的含量就越低，同时，铜含量最高的刀币中锡含量也最高。由此推测，这些刀币由预制合金制成，应为80∶15∶5的铜锡铅合金与50∶50的铜铅合金混合铸造。这种预制合金为解读《考工记》中记载的“金”和“锡”提供了新的可能。
讲座结束后，师生们就中国青铜器的重熔混熔、高放射性成因铅的单一与多源、预制合金等问题与刘睿良老师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