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1月26日，应中国科学院大学考古学与人类学系教工党支部的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陈相龙老师来到国科大玉泉路校区人文楼，为在场的师生们带来《祭祀牺牲的饲养方式》专题讲座。
作为考古系系友，陈老师回顾了当初在玉泉路的求学时光，介绍到“祭祀牺牲的饲养”是他在国科大读书期间就想做的工作，但由于考古样品方面的限制，近些年才有所开展。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有执膰，戎有受脤”。陈老师从2019年的国庆阅兵仪式以及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出发，强调了祭祀活动在人类社会中的重要意义。
陈老师介绍了文献所见的古代祭祀用牲种类及其饲养情况，并指出考古上明确的研究需要足够的证据。胡耀武教授曾总结了稳定同位素生物考古学的一个最基本的原理——“我即我食”，而这正是陈老师研究古代祭祀牺牲饲养方式的主要依据。张弛教授在其《社会权力的起源》一书中提出，所谓“文明探源”的核心议题无非是追索社会权力的起源及其早期的发展，而中国史前考古资料中最能够体现社会权力的也莫过于葬仪。那么，早期墓葬内的祭祀遗存当是研究相关问题的重要依托。
陈老师从史前社会的丧葬遗存出发，展示了新石器时代猪骨随葬的时空分布。著名的甘肃永靖大河庄遗址、枣阳雕龙碑遗址、南阳黄山屈家岭文化遗址、郧县青龙泉遗址都有较多的猪骨随葬。其中，南阳黄山等遗址墓葬出土了大量猪下颌骨，而青龙泉遗址随葬猪下颌的稳定同位素分析表明，这些猪下颌来源复杂、多元，反映了墓主人广泛的社交网络与早期先民紧密的社会联系，可能与当时社会权力的起源、社会组织结构的中心化有关系。
随后，陈老师以南西伯利亚阿尔然王冢、阿尔然2号墓、巴泽雷克墓地、喀拉苏墓地为例，展示了墓葬中的马牲遗存。在喀拉苏墓地殉马研究中，动物考古学家发现存在先民利用鹤嘴斧敲击马牲前额的现象。而稳定同位素分析表明，这些殉马的氮同位素水平非常低，这很可能与苜蓿等豆科植物作为饲料有关。“苜蓿随天马，万里少行人。”《汉书》记载，“马嗜苜蓿，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下始种苜蓿。”大宛马、苜蓿与丝绸之路的关系，是考古学家长期关心的问题，这一研究对此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照。在此基础上，这些驯马的饲养是否随畜牧而转移，是否“逐水草”，也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在陈老师看来，史前社会丧葬习俗中的殉葬现象，与后世高等级祭祀活动中的动物牺牲现象一脉相承，都是社会权力中心化的一种实现、呈现方式。陈老师以东亚文明社会成熟的开始——二里头遗址为例，介绍了猪、牛、羊等牺牲的锶同位素研究和碳、氮同位素研究；又展示了偃师商城的高级祭祀活动中的羊、狗、猪、河狸、象相关研究，比如牺牲用象的稳定同位素分析表明其可能为人工喂养C4植物。而陕西凤翔血池秦汉祭天遗址的研究更为系统，陈老师结合文献与考古实物证据，介绍了该遗址的“三牲献食”现象，指出牺牲用马主要为两岁之前的小马，且均为外来马。并从秣、刍、茭与稿等饲料上推断牲马的喂养方式；相关研究对《史记》中曾被先前研究中质疑的部分文献进行了有力的证明。
最后，陈老师指出，对中国古代祭祀牺牲的研究可与英国巨石阵、耶路撒冷犹太神殿、美洲科潘与提奥提华坎等地仪式性动物的饲养互相借鉴、互相比较，并结合习总书记最新讲话精神，认为考古学研究在学术意义上“延伸了历史轴线，增强了历史信度，丰富了历史内涵，活化了历史场景”，在社会意义上体现了中国史学界自古就有的“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的最高追求，勉励同学们认真学习考古及文化遗产研究相关理论、知识，积极投身于考古研究工作中。
讲座结束后，同学们就猪下颌骨的文化意义、殉葬与祭祀的关系等问题与陈老师热烈交流、讨论。
【谷雨计划·国科大文化遗产保护宣教公益行动】由国科大人文学院考古学与人类学系、国科大人文学院联合党委考古教工党支部主办，得到中国科学院大学“文化建设项目”资助。该行动旨在引导国科大师生关注文化遗产事业，以期为我校“未来科技领军人才”培养事业起到重要的价值引领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