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2月6日,受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的邀请,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豆海锋教授为国科大师生带来明德讲堂M938期讲座。讲座在国科大雁栖湖校区教一楼009举行,主题为《寻豳:区域历史记忆与考古探秘》,讲座由国科大人文学院考古学与人类学系罗武干教授主持。
首先,豆海锋教授从历史叙事的角度对豳相关的传世文本与出土文献进行考察。传世文献中,《诗经·豳风》《大雅·公刘》《史记·周本纪》中记载了后稷、公刘、公亶父等周人先祖以及“公刘居豳”“古公亶父迁岐”等历史事件。汉代文献记载较多,《汉书》、班固之父班彪所著《北征赋》,多有关于“豳”地记载及其地望的考证。如《汉书》中“有豳鄉”即为公刘之豳国都城的旧址,班固之父班彪所著《北征赋》中有“乘陵岗以登降,息郇邠之邑乡。慕公刘之遗德,及行苇之不伤。”唐代《元和郡县图志》记载“豳城”位于三水县城以西30里的大塬上。多友鼎铭文记载周王朝与玁狁战争的历史故事。铭文中涉及“京师”“筍”“漆”等地名。一般学者将西周金文中所见“京师”认定为周先公所居“豳”。陕西乾县出土西周中期青铜壶上也有“豳王作旅”的字样。陕西省扶风县法门寺任家村出土克鎛记录了“王亲令克遹泾东至于京师”。陕西省旬邑县转角石室墓出土的兽纹铜鼎侧耳刻有“筍止(廿)”。
接着,豆海锋教授通过回顾周与先周遗存的考古学探索历程以及重要发现追溯文化渊源。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著名考古学家徐旭生、苏秉琦、石璋如等就在关中的泾渭流域寻找周人故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多项考古调查与发掘在泾河流域陆续开展,进一步揭示了区域内先周时期的文化面貌和聚落形态,在此基础上关于先周文化的各类讨论逐步增加。但在考古学研究路径的方面仍存在一定的瓶颈。目前工作的基本理念为展开有计划、系统性考古工作,将系统调查、区域突破、重点发掘与文献验证充分结合。豆海锋教授从出土器物、葬式葬俗等方面介绍了长武碾子坡遗址、彬县断泾遗址、旬邑孙家遗址、淳化黑豆嘴遗址、礼泉朱马嘴遗址、灵台白草坡潶国墓地、泾阳高家堡戈国墓地、彭阳姚河塬遗址等泾河流域重要商周遗址的概况。这些墓葬处于关键的交通要道,为探讨周初人群迁徙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考古学证据。
随后,豆海锋教授讲解了考古学揭示的聚落宏观特征与微观形态,分析聚落演进的过程。通过对出土遗物的类型学比较,并结合碳十四系列样品测年,建立了从晚商至西周晚期的年代序列,为区域文化演进提供了重要标尺。泾河流域自然地理信息、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的遗址数量、面积与高程以及房址、窖穴等遗存状况均为区域宏观聚落分析的关键要素。在区域生业结构的探索中,植物遗存研究表明粟、黍为主要的农作物;大豆可能也是一种相对重要的农作物;小麦、大麦出土数量极少,可能在当时居民的生活中地位并不重要。枣树沟脑遗址出土人骨样品碳氮同位素分析显示,枣树沟脑遗址先民的食谱结构为杂食。主要以黍、稷等C4类植物性食物为主,并辅以少量肉食。男性与女性的食物结构无明显差异。地处陕西各地区的先民具有基本相似的饮食方式。通过对枣树沟脑遗址出土人和动物牙釉质的锶同位素比值分析,研究人员确定猪样品的测定结果作为遗址当地的锶同位素范围。分析结果表明,当时这里存在外来人口;遗址出土的1头黄牛,1只狗,2只羊和1只老虎不是当地出生的动物;而其余动物均为当地出生。先周时期居址出土动物骨骼统计有助于复原彼时先民的肉食结构,与《史记》中“居者有畜积”的记载相符。枣林河滩及其邻近遗址、西头遗址以及斜圳地点、南头地点、鱼嘴坡地点的考古发现为古“豳”地与周人先祖活动区域的探索提供了重要考古学线索。
综合各类考古材料与研究成果,豆海锋教授认为商周时期这一地区出现了明显的技术革新,进行了传统继承与融合创新。从储藏技术的角度观察,南头地点发现西周中期的深穴式储粮遗迹,其结构与汉唐时期官“仓”较为相近。H154整体近长方形,筒状竖穴,四壁较为规整,坑底北侧留有生土台。窖穴坑壁发现有板灰痕迹,坑壁发现有两根倾斜木柱,坑内三足瓮有炭化粟痕迹。近坑底见有植物秸秆类堆积层。孙家遗址发现的具有上下双窑室的周式陶窑与商代常见的横穴式陶窑相比,优化了结构,提高了产量,节省了燃料,体现出由商至周制陶技术的发展。通过对甲骨钻凿形态的观察与对比,可见周人的甲骨整治技术更为发达。关中地区商周时期甲骨形态的演进与二里头文化、商文化的影响有密切关系,同时也对周边地区产生影响。一个先周墓葬中墓主人头骨曾被钻孔,并有愈合痕迹,可见当时关中地区先民已掌握了一定的头骨钻孔技术。
同时,豆海锋教授从区域互动的角度阐述了关中北缘地带晚商时期社会演进动因。从地理区域特征为参考,关中北缘地带可分为两个小区:一是子午岭以西,泾河、千河流域的西区,二是子午岭以东、黄河以西、洛河中游的东区。东部地区目前发现晚商时期遗存较少,目前仅有耀县北村遗址晚商时期遗存、华县东阳遗址商时期遗存等线索可供探索。铜川地区出土的陶器特征显示商晚期关中地区东、西部具有较为频繁的文化交流。华县东阳西周墓葬出土陶鬲肩部按压凹窝显示出晋陕高原地区商晚期“鬼方”的特征。
西区泾河中游地区文化面貌复杂,应与晋陕高原地区文化因素的南下有关。朱开沟文化、李家崖文化、西岔文化、北方地区、西北方文化等对其均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在石器、陶器、铜器与金器的形制上有所体现。
以已有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为基础,可以观察到以下四个现象:朱开沟文化因素的南下,年代主要集中在殷墟一、二期;从文化格局上来看,商文化分布于晋西北的范围不断扩大;殷墟二期之前,北方因素对关中北缘地带的影响不强;殷墟三期以后,特别是商末周初时期,关中北缘地带成为南北文化交互的重心。随着李家崖文化的南下,自殷墟二期之后,北方人群南下势头加剧,各类现象表明:商末周初,北方人群南下与周人互动区域重合,周文化因素与李家崖文化因素融合,高等级墓葬与周人的重食现象在关中北缘地带出现,华县东阳遗址所体现的商末周初外来因素与不同于西周的独特葬俗则显现出晋陕高原地区文化的流向。
通过最新的考古工作,豆海锋教授将区域内商周时期划分为“孙家”类型(晚商偏早)-碾子坡文化遗存(晚商偏晚)-“混合”遗存(商末周初)-周文化遗存(西周中晚期)四个阶段。这一过程或与历史记载的“公刘居豳”、“薰育戎狄攻之”、“古公亶父迁岐”等历史事件相关。殷墟一、二期之时,由于环境变迁等原因,北方人群南下,与商人的战争加速了北方人群的西南向进程。正是这次冲击,导致了周人所在豳地的人群流动频繁。商人势力的不断西进,陕北高原的李家崖文化继续南下,主要沿着子午岭东侧进入关中北缘地带。与周人在子午岭南缘相对峙,正是在商末周初发生了著名的“王季伐西落鬼戎”战争。通过最新的研究成果来看,古豳地区先周时期的人群多以小聚居大杂居的形态存在,区域文化具有“先进性”与“混合性”特征。同时,区域文化发展揭示出了先周时期的人群特性:以农业生产为主,务实勤劳。由于其与北方、西北方人群有较多的接触,也形成了开放、包容的族群特性。
最后,罗武干教授对本次讲座进行总结,豆海锋教授对老师与同学们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详细解答,本场讲座也在热烈的交流中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