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1月8日，应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邀请，清华大学科学史系刘兵教授为中国科学院大学师生带来了明德讲堂M927期讲座。此次讲座也是人文学院45周年院庆系列讲座之一。讲座同时在两个校区举行，主会场位于中国科学院大学雁栖湖校区教一楼404，分会场设在中国科学院大学玉泉路校区教学楼阶二3。刘教授的精彩报告吸引了来自雁栖湖和玉泉路两个校区的青年学子。尚智丛教授担任讲座主持人。
本次讲座中，刘兵教授回顾了科学史的发展历程。从科学史萌芽时期的“言必称希腊”开始，到17-18世纪各领域科学家主导的学科史时期，再到20世纪综合性科学史时期，科学史研究的专业化与职业化程度不断提高，并逐渐发展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正是在这个学科发展的背景下，乔治·萨顿（George Sarton）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刘教授指出，萨顿为当代独立科学史学科的形成打下了基础。萨顿不仅长期担任哈佛大学的科学史讲师，还出版了具有指导意义的《科学史导论》，创办了著名科学史学会会刊《爱西斯》（Isis）及其姊妹刊物《俄赛里斯》（Osiris），为科学史学科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萨顿人生的最后20多年里，他被视为当时世界上最渊博的学者。在刘教授看来，这一成就不仅在于萨顿扎实的自然科学基础和广泛的语言研究，还在于他本人优秀的人文素养和勤奋的品质。相比于当今恶性竞争的“内卷”现象，刘教授希望今天的国科大学子们能像萨顿一样，培养内部的“良性勤奋”，从而在学习和工作中更加专注和用功。他亲切地向在场的学生们朗诵了萨顿对自己学术工作的看法：
“一个人有个好的位置是件幸事，但当他被一个抱负不凡的目标所激励，例如当一种宏伟的设想捉住他并占领了他的整个身心时，那就是更大得多的幸福了。此时，就不再是一个人找到了一个工作，而是一种伟大的工作找到了一个可敬的人。”
刘教授还绘声绘色地讲述了萨顿对科学史领域三位“先行者”往事的感慨：
“必须承认，比起我们当中似乎最有工作能力的人来，我们的那些先行者的工作就更加紧张热烈了。让我告诉你们3件轶事来说明他们的干劲吧。查尔斯·迪康热……据说，他每天工作14个小时。不过，在他的结婚纪念日，他只工作6～7个小时。我们不应该太苛刻地批评他，我们没有这样做的权利。日内瓦的皮克泰……写道：‘先生，你的儿子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学生，我始终未能使他每天工作超过13小时；不幸的是，他的榜样被仿效；年轻人不肯理解，要成为优越的学者，他们的灯必须点燃在工匠的灯之前。’我怀疑，我们现在的教授是否敢对他们的学生有那样多的要求……已故的英国考古学家詹姆斯·乔治·弗雷泽爵士（1854~1941）在1876年写信给他的导师，为在最后的学期中只读了 57 部希腊和拉丁著作而道歉！我们可曾从我们的学生那里接到过这样的道歉信呢？ ”
讲座现场
在本次讲座中，刘教授特别强调了萨顿的“新人文主义”思想。1959年，查尔斯·珀西·斯诺（Charles Percy Snow C.P.Snow）在剑桥大学的演讲中首次提出了“两种文化”的问题。他认为，现代教育体系下的学术界与艺术界过于专业化，导致科学与人文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及联系，从而造成了两种文化的冲突与隔阂。刘教授指出，早在20世纪20年代，萨顿就开始关注类似“两种文化”这样的问题。因此，他提出了“新人文主义”的概念，即以科学为基础的人文主义，也就是科学的人文主义。这一思想呼吁科学与人文主义的有机结合，并强调人类、文化、自然和知识的统一性。
刘教授认为，在萨顿的“新人文主义”背景下，科学史应当成为联系科学和人文学科的桥梁，这也正是萨顿本人在《科学的历史研究》中所表达的观点：
“（科学史的教师）主要任务就是建造桥梁----在国际间建造起桥梁，而且同样重要的是，在每个国家之内，在生活（好的生活）和技术之间，在科学和人文学科之间建造起桥梁。”
由此，萨顿提出了十分超前的四项指导原则：（1）统一性的思想；（2）科学的人性；（3）东方思想的巨大价值；（4）对宽容和仁爱的极度需要。刘兵教授认为这四项原则构成了萨顿科学史研究的基调。而进一步地，萨顿认为科学史研究本身有着四种重要意义：（1）教育意义；（2）理解自然与科学；（3）国际主义立场；（4）使科学人文主义化。
此外，萨顿思想的超前还体现于对科学、宗教、艺术三者关系的见解上。刘教授指出，萨顿分别以科学、宗教、艺术对应“真”“善”“美”，他将这三者比作为一个金字塔的三个面。故而在萨顿看来，之所以人们认为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相去甚远，只是因为人们在金字塔上所处的高度不足。而随着高度的提升，科学、宗教、艺术与真、善、美将交汇于同一个顶点，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便在此相聚。
刘教授认为，萨顿揭示了科学与艺术、科学史与艺术史之间的联系：科学史是思想史，艺术史是人类梦想的历史，二者相互补充。在关于亨利·格温·杰弗里·莫塞莱（Henry Gwyn Jeffreys Moseley）的传记中，萨顿通过莫塞莱同事的视角展现了一位天才科学家所具备的艺术修养：
“同他一起工作的人之一，C.G.达尔文评论说，‘毫无异议地或毫不夸张地讲’，莫塞莱是他所见到过的最才华横溢的人。尽管莫塞莱那样潜心于研究中，他的心智并不是畸形发展的，良好的古典文学训练使他具有一种畅达和恰当的表达力，他能够清晰有力地表达他的观点。”
而在关于达·芬奇信的传记中，萨顿则展现了一位大艺术家所掌握的科学知识与技术。在达·芬奇写给米兰公爵的路德维柯·斯福尔扎（Ludovico Sforza）的自荐信中，他宣称自己掌握了以下技能：筑桥、攻城机械、摧毁堡垒、运载炮弹、海战攻防机械、修路、制造战车、制造火炮、公共及私人建筑设计、制作雕塑、绘画。
关于萨顿所指出的科学史的教育意义，刘教授认为，科学史研究的重要性在于其强调了人类社会中的相对性与不确定性。萨顿相信“科学史教给我们谦逊”，从而在人类社会的进步之路上保持信心而避免“沾沾自喜”或虚无主义的“怀疑一切和玩世不恭”，这是萨顿所期望的“使科学人文主义化”。
同时，萨顿还考虑到科学史在伦理视角与批判立场上的教育意义。在德国技术专家的案例分析研究中，萨顿表达了他对技术激进主义及“技治论”的忧虑：
“技术专家可以如此深深地沉浸在他的问题之中，以至于世界上其他的事情在他眼里已不复存在，而且他的人情味也可能枯萎消亡。于是，在他心中可能滋长出一种新的激进主义：平静、冷漠，然而是可怕的。柏拉图曾期望世界由哲学家来领导，我们也经常希望世界由明智的科学家来领导，但愿上帝保佑，不要让那些技术专家来统治我们！如果不经过人性的改正和平衡，技术激进主义将埋葬文明，并使文明反过来反对自己，甭管最后剩下的是什么。为了证明我不是在夸大其词，我请你们想一想某些德国技术专家们在战争期间已经提供给我们的那种可怕的事例（和警告）。我们当中的许多人都曾忧心忡忡地自问： ‘在德国受到那样推崇的科学精神，为什么没能阻止那个国家走上纳粹的道路和避免那些灭绝人性的后果呢？’你们甚至还会来问我：‘人这样热忱地谈论对真理的热爱，谈论这种热爱所开创的新世界，一个有着更高的道德和友爱的世界。追求真理和热爱真理的精神在德国是广泛存在的，也许比在别的国家还要强烈。但是它导致了什么呢？’德国人是怎样屈从于纳粹主义的？它的那些自豪的科学家和教授怎么会那么容易地放弃了他们自己的崇高理想而接受一个愚昧无知的救世主的妄想呢？如果得不到这些德国杰出人物或明或暗的信任与同谋，这个救世主必定是什么也干不成的。他怎么能够得到这种同谋的保证？这种同谍的存在是不容置疑的，而且它的机构也由魏因赖希博士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他得出这样的结论：‘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根据纳粹政策的诡诈估价的需要，许多不同的学术领域在不同的时间被发动起来；体质人类学和生物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所有分支都是这样－—直到工程师们竟去建造毒气车和焚尸炉。’”
刘兵教授指出，这样伦理问题在当今人类社会中可能仍然存在。由于部分科学技术专家们对历史的漠不关心，科学研究事业可能会重复过往的错误，甚至最终会偏离人类社会的进步之路。刘教授认为，科学技术的卓越发展并不取决于其进展速度之迅速，而取决于其方向之正确。因而在萨顿的“新人文主义”中，需要科学史研究推进“科学的人文主义化”。
同学提问
讲座最后，刘兵教授亲切地接受了同学们的提问，并一一进行了回答。对于同学提出的“科学的历史研究意义是什么？”的问题，刘教授以“交女朋友”为喻进行了回答。正如对爱情交往经历的回忆能加深情侣们当下的感情，对科学历程的回顾与研究，能够让人们更好地立足于当下的社会发展，并促进人们对认识系统研究的深入；对于“科学史研究是否有尽头？”这一问题，刘教授指出，史学界曾经认为存在着一种必然导向于胜利的历史规律，即一种“辉格史”的观点，在这种历史观下，科学史研究似乎有着尽头。但今天的科学史研究已然认识到“辉格史观”的问题，并更加关注世界与人的多样性。刘教授认为，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们所关心的事物不断地发生改变，因而以历史视野看待问题将不断产生出新的见解。同时，若缺乏对历史的研究与了解，人类社会将会重复以往的过错并无法真正领会其中的教训。刘教授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科学只会令人不幸。因此，需要有科学史的研究，不断提高新的见解，揭示人类社会历程中的教训，促进人们认知理解的深入，推动科学的人文主义化。
在同学们热烈的掌声中，明德讲堂M927“科学史学科奠基人萨顿与其新人文主义”就此落下圆满的帷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