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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德讲堂M916报道:中国货币形态的长期演进与数字货币的选择

  • 图文/李悦旋
  • 创建时间: 2023-0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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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9月20日,受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邀请,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货币金融系何平教授为国科大师生带来明德讲堂M916期讲座。讲座在国科大雁栖湖校区教一楼209举行,主题为《中国货币形态的长期演进与数字货币的选择》,讲座由国科大人文学院考古学与人类学系罗武干教授主持。

主讲人何平教授

        何平教授首先解读了本次讲座主题中“货币”的含义,强调目前的货币形态包括现钞(硬币)与存款货币。而近年在民间兴起了数字货币的热潮,最后推动各国研发央行法定数字货币。这一趋势是否会导致纸币、存款货币退出历史舞台?

        接着,何平教授简要回顾了中国铸币的历史。在先秦青铜冶炼铸造技术的支持下,中国铸币的历史从青铜铸币开始,春秋战国布币、刀币和蚁鼻钱的铸造发行,形成多元并存的货币文化。自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直到1911年的帝制时期,中国经历了半两钱时代、五铢钱时代和通宝钱时代这三大铜铸币体系的演进。

        何平教授进一步以历史上的典型事件如“子母相权论”、贾谊的“奸钱论”、唐宋“钱荒”、北宋交子的产生、明代白银货币地位确立等,解读铜钱、纸币和白银使用的历史实践,论述了货币形态演进的动因、面临的问题以及相关的制度机制。

        何平教授自铜铸币的流通讲起,强调秦朝统一中国后的铜钱流通体制,是以一个铜钱作为一个基准货币而且流通中只有这种单一货币的流通机制,不存在大小面额的问题。春秋晚期单旗的“子母相权论”是中国最早的货币理论,提出了重要的货币理论范畴,包括宏观经济环境与单位基准货币的设定、先王制币说的铸币起源论,以及货币的多重职能及其本质。

        西汉时期的贾谊主张以货币手段直接干预国家经济活动,反对“放铸”的“禁铜布”论,实现货币铸造权的集中和统一。贾谊在《铸钱》中称:“奸钱日繁,正钱日亡”。在多种货币并存,没有正常规制保证良币合规供给和流通的情况下,出现了“奸钱”排斥“正钱”的现象,人们竞相铸造“奸钱”并大量使用,良币在市面上消失,这正是“格雷欣法则”世界最早版本的经典展现。在此基础上,何平教授对“文帝的放铸是格雷欣法则的反例”的误读进行反驳。

        唐代两税法的实施引起了我国传统时代首次影响政府政策的“钱荒”现象。陆贽认为“请两税以布帛为额不计钱数”,这是唐代最早讨论具有政策意义的钱荒问题论述之一。而韩愈提出了具有政策意义完备的财政和货币对策建议,从铜钱的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提出缓解钱荒的四个办法。宋代关于钱荒的议论较之唐代有许多相似之处。然而由于宋代处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压力的国际形势和多元复合货币使用的国内环境,体现出鲜明的独特性。李覯认为“钱荒”产生的原因在于劣币的泛滥导致人民销毁完好的铜钱。张方平从“钱禁”和“铜钱外流”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钱荒论。沈括从“货币流通速度”出发讨论了宋代的“钱荒对策”。唐宋钱荒论认为钱荒出现的需求侧原因包括财政货币化以及经济发展和商品交易模式的变化,而面对钱荒的处理办法主要包括:民间创造出“选钱”和“短陌”的自律机制、政府从供求两方面保证流通中足额官铸铜钱与飞钱等信用证券和纸币的诞生。

        体现为“钱荒”的铜钱短缺直接促成了北宋交子的诞生。何平教授对世界最早纸币交子何以诞生于中国成都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交子由唐宋经济结构(茶叶消费成为生活必需品)和交易模式(官营盐铁专卖向茶、绢、米日常用品的交易)的变化所催生,与造纸术和印刷术的改进密切相关,四川铁钱专用的压力也对交子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交子的出现与茶商为中心的四川地域的信任网络直接关联。民间交子为官方交子所替代体现了交子性质由地区性国家信用货币到国家纸币的变化,以及民间信任网络向官方治理的转变。

参加讲座的同学

        南宋将会子作为中央核心区域影响全国经济动向的纸币,其纸币管理的“称提理论”及其实践,是人类史上利用系统政策措施进行纸币管理的最早实验。宋孝宗提出了管理纸币价值“少则重,多则轻”基本原则,纸币价值的稳定重在控制纸币的数量。除了数量控制之外,南宋还实施“钱会中半”的政策,通过税收缴纳一半使用会子的方式保持会子的价值。南宋政府进行过两次大规模的会子“称提之政”,其利用“称提之术”稳定会子价值主要措施包括一般性全局提高纸币价值的会子紧缩、选择性局部提高会子价值、以行政强制措施规定会子与铜钱的比价以及政府抛售专卖物资或者证券资产收回会子的“阴助称提”。

        元朝是古代中国价值尺度从铜钱向白银转换的分水岭。元朝的普遍纸币制度,实质是从国家信用货币到国家纸币,通过多种措施排除流通领域白银和铜钱的存在,建立纸币单一流通制度。元朝纸币的发展经历了中统钞、至元钞和至正钞三个阶段。《叶李十四条划》正是应对中统钞贬值的问题,重整全国性货币公信力的重大制度改革,推动至元钞的发行。随着至元钞的不断贬值和制度败坏,元顺帝至正十年(1350)改革货币制度,发行至正钞,元代纸币进入崩溃阶段。

        明代的大明宝钞是彻底的国家纸币实验,实质上是一种无发行准备、无发行限额、无兑换安排的“三无”纸币,在洪武“实物型财政”体制下仅在支出端使用,加之利用增加税种以回收宝钞形成的“通胀税”,导致宝钞不断贬值。

        由此,何平教授总结出纸币使用的三个经验:第一,在专制集权的封建中国,作为信用货币的纸币只可能存在于基于地域(或行业)共同体的民间社会。第二,一旦具有信用货币性质的纸币超越特定行业和地域维持的民间信用机制,在封建专制体制下,信用所固有的基于时间差形成的信用货币制度的准备金制度就会被扭曲,为封建政府所利用,从而改变信用货币的形制,成为国家纸币。第三,现代意义上的纸币形式的信用货币是有宪法精神的货币形态,它的性质和生命力不是源于在外观是以“纸做的货币”,而是在于维持它价值的制度机制,那就是现代的宪法体制。

        何平教授强调货币形态的演进体现出以下重要的规律和原则:第一,从货币本身的自然形态所体现出的特质来看,每一种新型货币形态的登场,都是弥补现存货币形态在某个方面的缺陷,在变动了的社会经济条件下满足新的需求,在新的技术支持下创制出来。作为满足不同条件的货币职能存在,通常是新旧货币形态并存互补流通。第二,货币形态演进中消解掉的价值要素、职能偏重和担保品的外在化,都需要相应的社会制度机制来维系。脱离了实体经济活动、商品或服务这种货币服务的对象,货币就不成其为货币。单纯货币形态在技术上的提升不可能改变它作为货币商品的替代品的性质。不存在一种脱离商品世界、价值不变的货币形态。第三,每一种货币形态在发挥三种货币职能上的偏重及所伴随的缺陷,必然由其他货币形态来补充。现代物理学和计算机技术的进步,使电子技术和互联网技术渗透进货币活动的领域,作用于支付领域,进而形成新的货币形态。在社会生活中,不同的货币形态服务于不同的生活场景和经济领域。同时,何平教授认为央行数字货币并不是为了取代现金和存款货币,而是作为它们的一种补充手段,形成新的货币生态系统,满足消费者的支付需求。在可预见的将来,我们看到的将是纸币、存款货币与央行法定数字货币并存互补的局面。它既不会成为具有真实价值的货币商品,也不可能是未来始终存在的唯一货币形态。

        最后,罗武干教授对本次讲座进行总结,何平教授对老师与同学们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详细解答,本场讲座也在积极的交流中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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