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9月19日下午，应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黄荣光教授邀请，英国杜伦大学考古系张然助理教授来到中国科学院大学雁栖湖校区教一楼208，为在场师生带来了一场精彩的讲座，题为《中国海洋陶瓷之路简述》，本次讲座由黄荣光教授主持。
主讲人张然老师（左）与主持人黄荣光老师（右）
首先，张老师向同学们介绍了导航的三要素：时间、距离和方向。三国时期，中国航海家对近海航行逐渐开始使用定量描述，这首先体现在航行距离的测量上。在这些记载中，中国航海家似乎使用“月”、“日”以及“时”作为航行时间和距离的单位。从宋代开始，中国的航路指南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其主要标志是定量描述航海方向的成熟以及与插图的结合。地图和导航图的插图使得对地标的描述变得更加详细，并促进了观察定位的技术发展。期间，张老师介绍了一位早期到达欧洲的中国人——沈福宗。
其次，张老师介绍了大规模陶瓷贸易的伊始。进入汉代，著名的“丝绸之路”沟通了中外文化间的交流，中国逐渐被誉为“丝国”。进入中世纪后，伴随着中国瓷器的外销，中国又开始以“瓷国”享誉于世。从8世纪末开始，中国陶瓷开始向外输出。经晚唐五代到宋初，达到了一个高潮。输出的地区与国别有：东北亚的朝鲜与日本；东南亚的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南亚的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和印度；西亚的伊朗、伊拉克、沙特阿拉伯、阿曼；北非的埃及等。此时海上交通路线主要有两条，一是从扬州或明州（今宁波）经朝鲜直达日本的航线；二是从广州出发、到东南亚各国，或出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经斯里兰卡、印度、巴基斯坦到波斯湾的航线。张老师还向同学们展示了一些考古证据加以佐证。
再者，张老师讲解了陶瓷之路的高峰时期，并着重强调了龙泉青瓷的经销。宋元到明初是中国瓷输出的第二个阶段。这时向外国输出的瓷器品种主要是龙泉青瓷，景德镇青白瓷等。宋元外销瓷输往的国家较前大为增加，有东北亚、东南亚的全部国家，南亚和西亚的大部分国家，非洲东海岸各国及内陆的津巴布韦等国。宋、元、明初时期的航线，主要有航行到东北亚、东南亚诸国的航线及通往波斯湾等地的印度洋航线。这时期中国航海的成就主要表现在印度洋航线上。一是可从波斯湾沿海岸向西行进而到达红海的吉达港，然后上岸陆行至麦加；也可以在苏丹边界的埃得哈布港上岸，驮行至尼罗河，再顺河而下到福斯塔特（古开罗）；还可以从红海口越曼德海峡到东非诸国。二是开辟了从马尔代夫马累港直达非洲东海岸的横渡印度洋的航线。期间，张老师辅以数据佐证龙泉青瓷在西印度洋与伊朗南部的销量。
主讲人张然老师
第四，张老师介绍了郑和下西洋与青花瓷器的对外传播。明初的对外开放政策使海外诸国对于中国瓷器的需求量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所以说，永宣时青花瓷的大发展与郑和船队远航有直接关系。现代科学考古发掘也证明，凡是郑和船队到过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或多或少地都有明初青花瓷残片出土，完整无缺的传世品大多集中在伊朗、伊拉克、土耳其等中东国家。明朝年间，输出的国家有东亚的朝鲜半岛和日本、东南亚及欧美诸国。运输路线一条是从中国福建、广东沿海港口西行达非洲，继而绕过好望角，沿非洲西海岸航行达西欧诸国；另一条是从福建漳州、厦门诸港至菲律宾马尼拉，然后越太平洋东行至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港，上岸后陆行，经墨西哥城达大西洋岸港口韦腊克鲁斯港，再上船东行达西欧诸国。在17和18世纪，中国瓷器通过海路行销全世界，成为世界性的商品，对人类历史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最后，张老师介绍了世界瓷器市场的竞争问题。顺治十二年，清廷实施禁海令，中国瓷器出口变得困难。然而，西方人仍然需要消费大量的瓷器。期间，阿拉伯国家积极仿造中国瓷器。中国为了迎合海外市场的需求，陶工在满足客户多样化要求的同时，优先考虑节约成本的措施，而不仅仅是专注于作品的创意价值。负责设计的国家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设计要符合市场的需求，满足消费者的需要。此时的西方世界，工业革命的步伐正在大踏步地前进，西方陶瓷工业也开启了机械化时代，无论从数量、价格、还是花色品种上超过了景德镇。由此，中国瓷器在世界市场上的份额愈发减少。
讲座现场
最后，黄荣光教授对本次讲座进行总结，本场讲座也在积极的交流中圆满结束。
主讲人介绍：
张然，杜伦大学考古系助理教授、博士生导师、东亚考古与文化遗产专业方向负责人。主要研究领域为古代经济、陶瓷制造技术、价值和文化交流，关注中世纪欧亚大陆全球化早期发生的历史、社会、经济和文化变革，其研究旨在探索伴随着古代中国、伊斯兰世界和欧洲之间长途贸易发展而发生的社会、经济、文化和艺术变化。在《古物》（Antiquity）、《世界考古》（World Archaeology）、《欧洲考古通讯》（Europe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文物》、《故宫博物院院刊》等刊物上发表论文多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