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4月12日下午，应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黄荣光教授邀请，北京外国语大学日本学研究中心郭连友教授来到中国科学院大学雁栖湖校区国际会议中心报告厅，为在场师生带来了一场精彩的讲座，题目为《吉田松阴与太平天国》。本次讲座由黄荣光教授主持。
本次讲座围绕吉田松阴当时的思想状况，考察他是在什么时期、怎样关注和研究太平天国运动的，郭老师为我们呈现出了一个精彩的故事。
主讲人 郭连友教授
一、黑船事件
1853年（嘉永六年）七月，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马休·佩里（Matthew Perry，1794-1858）将军，率领四艘军舰开到江户湾口，以武力威胁幕府开国。舰队中的黑色近代铁甲军舰，为日本人生平第一次见到。佩里赠给幕府显示工业文明的火车机车模型和电报机，而幕府却只能用力士搬运回赠的大米来展示实力。佩里来航令日本人震惊，深切感受到日本与外国的巨大差距。日本人称这次事件为“黑船来航”。
黑船来航
幕末时期，由于幕藩至武士财政每况愈下，幕府的威信受到打击，幕府以农村为基础，但因不满封建的压迫和榨取，常发生暴乱，即所谓百姓一揆。1854年佩里再度来航时，松阴与他的学生金子重辅划小船偷渡上美国军舰，由于此时日本与美国是正常外交关系的邦交国，佩里将二人送还幕府，由于江户幕府实行的海禁政策，无许可的驾船出海是叛国重罪，曾经有渔民因为台风吹走渔船，他驾船将渔船带回后向幕府汇报，依旧被幕府以“无许可擅自出海”的罪名判处死刑，因此当松阴被遣送回来时，幕府当即以“判国罪”命令长州藩押送回藩领，关押于野山监狱。1855年出狱后，吉田松阴被命令在家闭门思过。
二、《满清纪事》与吉田松阴
安政2年（1855）春，松阴的思想出现了急剧的变化。他一改自“佩里来航”时期至安政元年末一直持有的“民政海防”对策，开始主张放弃依靠炮舰的海防思想，并一味强调“民政”之急迫。短短几个月内，松阴的思想就发生了如此急剧的变化，之所如此，是因为安政2年（1855）1月前后，松阴接触到了准确记载太平天国运动情报的《满清纪事》，并从那令人震惊的情报中受到了诸多刺激。
吉田松阴
据东京大学教授市古宙三认为，最早传入日本的有关太平天国的情报是嘉永5年（1852）冬清朝商船向长崎奉行提交的两封禀报。以后，大量的情报不仅从中国，也从朝鲜流传到了日本。《满清纪事》这部书是安政元年（1854）传入日本的。
满清纪事
《满清纪事》是作为随从秘书跟随佩里再次来日时的中国广东人罗森（号向乔）平时记录下的关于太平天国运动的稿本。本书最早没有题目，当时幕府的情报官员平山兼二郎访问佩里的军舰，通过笔谈向罗森探听中国治乱的情形，罗森便把自己写的记录太平天国运动过程的稿本借给了平山。平山将借到的这本书称作《南京记事》，抄写后还给了罗森。后来，这个抄本被广泛传抄流传，并以《满清纪事》为名在日本用活字木板排印出版。
罗森（1821－1898），号向乔，广东南海西樵人。1854年1月、受佩里再次去日本时的翻译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 1812-1884）的邀请作为汉文翻译跟随佩里舰队赴日，亲眼目睹了日本幕末的开国情况。著有《日本日记》《满清纪事》等。
罗森
松阴在接触到《满清纪事》之前就对太平天国抱有强烈的关注。最初显示他对太平天国关注的史料是“佩里来航”之前的嘉永6年4月2日写给叔父和兄的一封信。当时松阴正在游学途中的大阪。信中有云：“清国（据说为广东以西之地方——松阴原注）明种人举兵，据说已夺取一二州，泉人中左近所讲。而未详起说之由所起。阪人后藤春藏亦语之。然春藏文人虽为文人于海外之事甚迂阔不足言。盖如此处处有风说抑或有故。且于《坤舆图识补》清国条下可见奉耶稣教者窃抱此志，难道有此毫无根据之妄说乎？此事望向治心气斋先生询问为盼。”
这一风传并不十分准确，但我们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到松阴对三年前发生在中国广西的太平天国运动表现出的敏锐关注。这一史料认为太平天国运动是一场明代后裔试图恢复明朝的运动，其年号为“天德”。据市古讲，嘉永6年传到日本的太平天国的情报都是“年号称为天德的明代后裔志在恢复明朝的运动”。其实，“恢复明朝”是另一个反清秘密结社组织“天地会”的口号，安政元年前太平天国运动常常与这个秘密结社组织混同。二者其实毫无关系。不过，由于这场运动与“耶稣教”有关，所以更加撩起了松阴对它的关注。
出于对太平天国的强烈关注，他曾亲自走访来自朝鲜遇难飘流到日本的船只，致力于情报的搜集。他曾这样写道： “据说朝鲜之漂船漂到见岛两艘、先前漂到大津两艘，人数总计二十七人，是否确实？先前抵大津之十四人，是否于今十二日抵荻？莫见笑，余思若其中有识汉字者可否知道清之国变等事乎？此前来时寅亦去见，然无一人知晓汉字，皆以朝鲜文书写日本语。...劝有志之士去长崎，无论夏船冬船来往如何，故想知道明裔之变之情形。”
由于朝鲜漂流来的船员中似乎没有人能识汉字者，因此没能了解到更详细的太平天国的情报。在同一封书简中记录了它对太平天国关注的动机，他写道：“又该受责骂，然汉土之变大大事关皇国，联想到天平宝字年间闻安禄山谋反即命台宰府加强武备之事，甚为忧虑。完全不是出于好奇。”
这时候他的关注点不如说是在军事防卫方面，即认识到中国的内乱与日本的外患密切相关。当时在传入日本的情报中，传说英国也和这场战乱并非毫无关系，而是有形无形地参与了这场战乱，还有的传说认为太平军与英军交战，也有的说二者联合等。这些情报引起了松阴的极大关注，他说：“汉土土地广大、人民众多，其隔海相近者也。近闻，有英夷之寇（指鸦片战争），有明裔之变（指太平天国）。若使洋夷盘踞其土，患害恐有不可胜言者。而吾未详其归着，不可不察也。”（《幽囚录》安政元年晚秋）
邻国的内乱对日本来说并非毫无关系，松阴感到了极大的威胁。这种“威胁感”直到其思想转变后的安政2年5月仍可见其余韵。“若洪秀全等伪定清国，朝鲜、满洲亦随从，而先于彼叩我之关，大遗憾莫过于此。无论如何望以此论使幕府一动。”（安政2年4月24日《与兄杉梅太郎》）
综上所述，松阴从准确的太平天国情报还没传入日本，这场动乱的详细情形尚不明了时起，就显示出了强烈的关注，努力收集情报。同时他还将这场内乱视作日本的外患，力陈海防论的紧要性。此外，当听说太平天国与“耶稣教”有关系，更激发了其危机意识，同时主张强化武备。
三、从《满清纪事》到《清国咸丰乱记》
安政元年，松阴接触到了《满清纪事》。这部书为松阴提供了准确的太平天国的知识，澄清了过去松阴对于太平天国所持有的模糊认识。《满清纪事》从鸦片战争写起，记录了鸦片战争失败导致的清政府的暴敛、由于官僚们的腐败而使民心产生动摇、在其背景下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民众对太平军及政府军的反应、太平军占领南京及洪秀全在南京建都后战斗的经过等。作为太平天国的情报虽然也有不太准确的地方，但在当时（安政2年）与此前传入日本的情报相比则更为准确，从整体上看，是一部比较值得信赖的太平天国运动史。
松阴得到这部没有标题的抄本是在安政2年1月左右。安政2年1月27日他在写给友人赤川淡水（1733-1864）的信中这样写道： “幽囚孤单，方思足下诸友，而不可见。忽得书及清人所记新闻一通，欣慰何加于此？”这里所说的“新闻一通”就是《南京记事》即《满清纪事》。其后不久成立的题为《清国咸丰乱记》（安政2年春，序言作于5月25日）的著作其实就是《满清纪事》这本书的日文翻译。
在上述信中松阴还记载道：“朝鲜探报亦称魁首为洪姓，而无建元之事，与此记合。清商乃云“明之裔，朱某，建元为天德”。其荒诞无疑。”由于这篇《满清纪事》，过去根据清朝商人及朝鲜的风传而流传的模糊的太平天国认识得到了更正。
松阴虽将太平天国与志在恢复明朝的“天地会”相混同，但仍通过研读《满清纪事》却得到了如下清醒的认识，即太平天国运动不是过去朝鲜及中国的风传书中所传说的什么所谓明代后裔企图恢复明朝的运动，而是以洪秀全为首的农民席卷全国的一场大动乱。
松阴对这部满载着比先前的传说更为准确的太平天国的情报及记载这场大动乱经过的《满清纪事》尤为重视，迅速将这部汉文体的书翻译成日语（文言文），并在各处以“插注”的形式写下了自己的随感与评论。为了让读者更容易理解，他在翻译时，不是采取一句一句对译的形式，而采用“意译”的方法。他写道：“原文中紧要之所，有削是者。又其难读之所，姑有以意迎意记是者。要欲使人易知彼之国变之大概耳。”（《清国咸丰乱记》〈例言〉）不仅如此，他还将中国地图附在篇首，并写道：“读此记者，按其地理，方知清国之一大变乱。因而将二京十八省略图置于初。幸读者一一对照。”
《满清纪事》序言记下了松阴翻译此书的动机：“吾之宜可所以为则者莫若清国。清国治平日久，宴安日甚。视豺狼如猫狗，视仓赤如土介。道光一度危，咸丰再度乱。吾苟能反其道，则天下宁有危与乱耶？夫天下犹如棋局。局唯十九道，巧手临之则胜，拙手临之则败。败棋有胜着，胜棋有败着。故善观棋者，视巧而胜者为之师，视拙而败者为之戒。治天下者，岂可不如此乎？”
即在此松阴尖锐地指出：考虑日本所面临的问题时不能置中国的动向于不顾，中国的动向及应对应该引起日本注意。与此同时，他还对当时日本人对中国的变乱漠不关心和麻木不仁敲响警钟。鉴于发生在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还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因此松阴便试图通过翻译此文唤起人们的关注和警惕。以中国的动向为“鉴戒”这种想法早在接触到鸦片战争的情报时就已经形成，他对太平天国的关注与将鸦片战争作为“鉴戒”的想法一脉相承。嘉永元年，他读到荷兰人写的、记述中英之战的《琼杵田津话》时这样写道：“呜呼，前车之覆后车之戒也。虽吾邦亦不可不解。……夫今之时，可以为我之鉴戒者莫近乎满清之事，可度夷情之情状者莫切乎鸦片之事。苟观此书，则殷鉴固不远矣。”（《未焚稿》）
松阴之所以对太平天国抱有特别的关注，和他对鸦片战争时的看法一样，希望将中国的作为“前车之戒”并以此来鉴戒日本。
四、松阴对太平天国的认识
根据松阴在《清国咸丰乱记》中各处的“插注”，郭老师分析了松阴所关注的地方和着眼点。首先，在《清国咸丰乱记》中松阴最为关注的是鸦片战争后成为殖民地的中国社会的变化和民众的动向。
《满清纪事》对在鸦片战争中失败的中国被迫开港后的情形有这样一段描述：“初时民心尚多疑惑，及见番人设立学校，教育士女，英才委命，有司批断艮顽曲直，重月粮以催工，民因趋进番人之路。派经书于铺户，人多知有上帝之书。自是开港至今，唐番互处，则无分于尔我矣。然而世情自此纵横胆大，劫掠当铺渡船之事渐多，又不得清明才德之官来兹东粤，故世情愈趋而愈下，盗匪愈杀而愈多。”
松阴将自己的评论以“插注”的形式写于这段话后：“开交易之时其祸必至于此。殷鉴不远。”（《清国咸丰乱记》插注）当他切实预测到中国的这种情形不久也会出现在“和亲条约”签署后的日本时不禁更为震惊。不仅如此，由于这部书中还记载了太平天国与天主教的关联，所以这一点无疑更加深了他的戒备之心。在他几乎同时期写作的《狱舍问答》中描绘的“和亲条约”签署后日本的未来图景以及反对“互市”（对外贸易）的主张等都可从《满清纪事》中找到根据。
在《狱舍问答》中有人问松阴：“或问，如子之言则天下如处泰山之安。然，子保永世无事乎？又有变乱之虑乎？若有变乱则生于何事乎？请闻其详。”对此，松阴这样回答道： “一治一乱乃天道之常。治日常少乱日常多乃古来之习，甚至此二百余年之太平亦前古无比之盛事，此后谁又敢保永世无事乎？抑如变乱之由其起端颇多。难以予云。然以予之所虑言是。夫外夷之互市日盛，万国之帆樯林立于吾港口，夷馆夷寨任意筑造，夷辈与良民杂处，则吾国政令虽善及我民然不能及夷辈...若今坐而待万国之商舶，则不出数年国家疲弊，民有菜色，道有饿孚，流民蜂起，奸雄扇是，至黠夷乘是。是余之所虑也。（《狱舍问答》）”
这一史料清楚地说明了松阴对开港会导致内乱的担忧和恐惧。这一时期，站在国家防卫和护民的立场上，松阴甚至对互市（对外贸易）也采取了否定的态度。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清国咸丰乱记》中松阴一方面对洪秀全的“用兵之速”及太平军因“所到之处，不掠财货，不犯妇女，所向庶民安堵，悉服从”而逐渐扩大其势力感到震惊，同时对民众不协助政府军而支援太平军的动向甚为关注。
在《满清纪事》记载太平军占领南京，定南京为首都“天京”后继续通过“西征”和“北伐”来扩大自己的势力及北伐军“扰河南，向山西、陕西蔓延”的地方，松阴在“插注”中这样写道：“凡见洪党之行兵甚速也。其实，彼非真能如斯，天下民心怨叛，闻洪党之风，皆扬旗应是而已。不然安能至此哉？譬如火之燎硝磺。火之性虽速，不幸而硝磺不遇求火之物，而遇水与石，正自消灭耳。故若善知消火之道，则可知灭贼之术耳。”在此可以看到松阴认为太平天国的爆发及势力扩大特别是由于“民心”的怨叛、动摇而导致的。
松阴还十分关注《满清纪事》中记述的太平天国爆发之前的清国的内政方面。由于鸦片战争的失败，中国被迫割让香港并支付巨额战争赔款。其后，清政府企图通过对国内人民的盘剥来弥补巨额财政赤字。人民生活陷入空前的贫困。他尖锐地指出太平天国爆发的根本原因：“以洪秀全为首诸流贼之起，由暴敛苛虐，民无所措手足所致。”并严厉追究为政者的政治失误。
此外，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国家财政受到了严重打击，清政府试图采取三项政策以重建财政，它们是：1、在内地开征鸦片原料罂粟花税；2、将金器改铸金银，使其流通；3、将城市的店铺税扩大到全国征收。对于这三项政策，松阴写道：“第二之请，稍稍可而已。如第一、第三之请，如同所谓恶醉而强酒，安得不乱？”批判清政府通过增税的方式谋求重建财政的做法，认为其做法是导致变乱的原因，毫不客气地追究为政者的责任。上面已经提到，松阴曾把“南部一揆”的原因归咎于“连年苛虐所致”，在此他也以相同的观点来看待太平天国运动。
综上所述，松阴在《清国咸丰乱记》中最为关注的有如下三点：1、太平天国运动爆发的背景；2、太平天国运动的原因；3、民众的动向等。松阴其后的思想就是围绕着如何克服上述这些问题，施行“反其道”的做法而展开的。
除上述三点外，松阴还在《清国咸丰乱记》中对太平军的评价也很值得注意。
因为他对人物的评价包含着对清朝政府用人政策的批判。《满清纪事》中有一个叫钱江的人物。后来研究表明，这个人物其实与太平天国毫无关系。据《满清纪事》记载，钱江“素有胆略，博学多闻”，开始他协助林则徐禁烟，林则徐被解职后，流浪于广东。清政府与英国订约后，钱江“复励众，欲拒夷，与绅士联同，上明伦堂，”辨和睦之非。对此，松阴写道：“钱江非流贼中之人，清人不能用，以至去而为贼。惜哉!”批判清政府不用有志有能之人。此外，钱江还在军事上多为洪秀全献计献策，如建都南京的就是他向洪秀全建议的。洪秀全对他的建议“悦之，即尊其计行事”。对此，松阴认为：“如斯者，岂可以流贼视乎？”给予了正当的评价。 这种人物评价与对鸦片战争中英勇抗英的广东三元里人民的义举的评价相一致，同时也与他高度评价那些有志、有能力者，主张他们应该受到人们尊重并应得到重用的用人观有着深深的内在联系。
不仅如此，这一点还与其晚年所主张的“草莽崛起”思想一脉相通。此外，松阴还提到《满清纪事》所记太平军的“安民告示”（其实这个告示也不是太平军的告示，而是另一个秘密结社组织“天地会”的告示），写道：“此示以安民立说。乃足服人心。盗亦有道，信哉！”也显示出对太平军的理解。松阴虽然对太平天国运动的发生原因及太平军、太平军中的人物有着正确的认识并给予了正当的评价，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太平天国这场动乱也采取赞同的态度。可以说他始终将太平天国作为中国的一大变乱来认识。
此外，在《清国咸丰乱记》中他还把太平军称为“贼”、“贼党”等，并在给赤川淡水的信中还站在“国内一和”的立场上表明了自己对“洪钱之义遂不可与也”的立场。即他认为在这场“内忧外患”之秋，这样的变乱应该避免。他的这种姿态还被后来乘“咸仁丸”访问上海的弟子高杉晋作所继承。然而，这一时期（安政2年3月）松阴对已经开始讨论的“倒幕”主张持反对态度也是出于担心太平天国这样的变乱在日本的重演。
五、松阴的思想转变与批判魏源
接触到《满清纪事》之后不久（约两月后）写作的《狱舍问答》（安政2年4月6日）中我们可以看到松阴思想的急剧转变。为了防止在日本发生太平天国那样的内乱，松阴一改此前一直持有的以充实军备为主要内容的海防论，开始一味强调“民政”的紧迫性。
在《狱舍问答》中，有人向松阴提出这样的问题：“得子之说，知太平之可悲。外夷实是皇国之大患，凡欲为皇国之民者，可深思其善策报国恩。今在列藩可急下手者，铸炮、造船等事，不待论。其他继是可为之事何事有乎？请一一指教。”松阴批判当时那些以造炮购舰为急务的海防论者“不识机”，大声疾呼惟有重视“民政”及把握“民心”才是当前的急务。可见在松阴的心中担忧日本很快就会上演“满清之覆辙”的危机感从来就没有消失过。为了避免太平天国那样的内乱，他在摸索举国一致的国防体制。即：不依赖炮舰，也不光依赖统治者，而是要求举国民众团结一致、积极协助的一种从根本上的、彻底的国防体制。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对孟子的“仁政”以及“民本主义”等思想重新给予高度评价，并用它来要求为政者施行“善政”“仁政”。松阴在这一时期提出的“民政”的具体对策主要有减少兵卒、缩减武备之冗费、节约、减税及富国等。这种“民本主义”的思路在一周后为狱中同囚者开始讲授孟子以及两个月后开始写作的《讲孟札记》（别名《讲孟余话》）中得到进一步展开。由此可见太平天国运动对他热衷于研读孟子也发挥了催化作用。从这时起，松阴对魏源的海防论产生了根本性的怀疑。下面我们就通过松阴对魏源评价的微妙变化来探讨松阴的思想形成与太平天国运动之间的关系。
魏源
松阴最初接触到魏源的著作是在嘉永3年9月15日，即他在游学九州的路上。那时，他在平户家老叶山佐内处接触到魏源写于鸦片战争期间的《圣武记》。与鸦片战争活生生的报道一道，魏源的“以夷之长技制夷”的海防思想（洋务思想）深深吸引了年轻时期的松阴。他不仅热心地将书中的“佳句”抄录下来，还在嘉永4年6月至8月间随藩主去东京时与朋友一道反复研读《圣武记》。在松阴的著作中可以见到魏源的海防论对其兵学思想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
“佩里来航”后，松阴曾对魏源在《圣武记》中提出的购卖炮舰的主张给予评价，他说：“造舰不如购舰，造炮不如购炮”之二语，清人魏源于圣武记中言之。是深知外国之事情之主张。”并主张积极引进和购买外国的炮舰。此外，在野山狱中松阴还看到了在幕末时出于海防论的需要曾风靡一时的《海国图志》（魏源著）。在安政元年11月22日（1854）他给其兄的信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他不仅反复研读了《海国图志》，还把它抄写下来，并请其兄校对。他写道：“林则徐、魏源两人为有志之士，殊通蟹行书人也。无论如何希望向有志之士劝蟹行学，使其著述此好书。尊义如何？”
松阴称赞《海国图志》为好书，对极力主张抵御英国侵略军的林则徐、魏源精通外语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此外，《野山狱读书记》中也有他多次研读《海国图志》的记载。总之，直到安政元年（1854）为止，松阴基本赞成魏源从中国鸦片战争失败的教训中得出的依靠军事力量的海防思想，深信不疑地认为这样的思想是抵御外来侵略的有效对策。
在与《清国咸丰乱记》几乎同一时期的安政2年5月4日（1855），松阴再读魏源的《海国图志》首篇〈筹海篇〉并写下〈读筹海篇〉一文，对魏源海防论的不彻底性——即因被外患障目而没能指出内乱危险——提出质疑。
松阴对魏源的质疑同时也是对幕末海防论的批判。松阴之所以一改过去一直持有的“民政海防”的对策，开始主张“内治”“民政”优先论，无疑，这完全是因为他在安政2年1月（1855）通过《满清纪事》得知了“广西民变”即太平天国运动真相的缘故。
通过上述考证我们可以看出太平天国运动给予松阴的冲击非同小可。根据上述考察，不难看出松阴的思想在接触到太平天国的信息之前与之后，其思想有着明显的变化。
郭老师沿着松阴在接触到《满清纪事》前后所表现出的思想上的变化考察了太平天国对他的影响。关于太平天国运动的准确信息为松阴由“民政海防”的海防论向“民政优先论”的转变起到了加速的作用。不仅如此，还促使松阴形成了对魏源不彻底的海防思想的根本性质疑。此外，通过研究太平天国运动，松阴更加明确了自己应该面对的时代课题和自己的思考方向。
他在同一时期以及其后对“民政论”、“民本主义”的首倡者孟子的倾倒，《讲孟札记》的写作以至晚年“草莽崛起”论的提出都与这一时期对太平天国的关注和认识密切相关。松阴与孟子的邂逅形成的“民本主义”立场又与他后来的批判体制、“倒幕革命”互为因果。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太平天国运动对松阴的思想形成以及其后思想的展开和发展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
互动与提问
讲座最后，郭老师详细回答了学生们的问题。讲座在同学们的热烈掌声中圆满结束。
主讲人介绍：
郭连友，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原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日本学研究》（CSSCI集刊）主编。中华日本哲学会原会长，现副会长，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副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
主要著作、译作、编著：《吉田松阴与近代中国》《近世中日思想交流论集》《日本文化艺术丛书》《日本哲学与思想研究》《日本学研究》《德川思想小史》《第三代系统论》《日本文化与日本人的形成》《日本思想史入门》《日本演剧史》《日本舞蹈的基础》等以及学术论文数十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