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1月8日下午，应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黄荣光教授邀请，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丁红卫教授来到中国科学院大学雁栖湖校区教一楼101教室，为在场两百多名师生带来了一场精彩的讲座，题目为《低碳环保社会建设与中日环保合作》。本次讲座由黄荣光教授主持。
“看到‘日本’‘环境保护’这两个关键词，你有什么感受？”在讲座开头，丁教授向现场听众抛出了这样的问题。在许多观众心中，日本有着以“四大公害”为代表的诸多环境污染问题，是其经济发展所背负的巨大代价。丁教授介绍说，由于我国现代化发展过程中遇到的诸多问题都是日本三四十年之前所经历过的，因此我们很有必要从日本的环境治理之路中汲取经验教训，由此引出讲座的第一章节“日本环境问题的演变与低碳社会建设”。上世纪后半叶，日本经济经历了高速经济成长期（1955-1974）、石油危机+稳定发展时期（1975-1985）、泡沫经济+低迷期（1987-2000）三个重要时期，此时正处于全球化与老龄化时代（20世纪90年代-21世纪20年代）。对应地，日本面临产业污染（四大公害等）、生活消费型污染（汽车尾气、垃圾等）与城市生活型、全球化大气污染（温室气体等）。其中，“四大公害”病与50年代后期-60年代的产业结构密切相关：重工业与化学工业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水质污染、大气污染问题，以至于四大公害中的两个起因于有机水银排放，另两个为硫化物、镉元素排放所致。
（日本曾经的“四大公害”）
环境的污染引发了民众的重视，有的家庭主妇开始通过把白布绑在吸尘器上的方式，证明空气的肮脏，也倒逼了日本当局着手构建环保法律体系。60年代末，《公害对策基本法》颁布，取代了执行乏力的地方性环保政策；1970年，“公害国会”通过了14部有关公害的法案，地方又相继颁行更为严格的地方环境保护标准，从而使地方政府在环境问题处置方面的权限得以增强；1971年，日本环境厅成立。之后的三十年里，当局相继颁布了治理汽车尾气的日本版“马斯基法”，保障民生的《公害危害健康补偿法》，明确企业的环保责任、推进节能与环保利用的《环境基本法》，诞生于“循环元年”的《循环型社会建设推进基本法》......日本在防止公害投资方面更是毫不含糊，1975年前后，防治投资一度接近财政支出的20%。防治成果也十分显著，例如日本能源效率的变化——到了2020年，在日本GDP是1973年2.4倍的同时，其能源消费仅为1973年的1.1倍，产业部门的能源消费更是降至0.8倍（当然也与高能耗产业向外转移有关）。
在第二章节中，丁教授探讨了作为低碳社会建设的载体的城市。对于日本来说，不仅东京周边存在着占日本人口比例30%左右的“首都圈”，还有诸多地位非同小可的核心城市。它们制造业产业集聚、交通便利、家庭生活适宜、商业服务发达，也会带来垃圾焚烧等城市环境问题。这种紧凑集约化的城市结构承担了低碳化与可持续发展的主体角色。日本的做法包括在全国范围内遴选环境模范城市（目前有23个），其中再进一步评选出“环境未来城市”（11个），鼓励各大城市积极应对超老龄化人口结构，实现环境、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日本的屋顶绿化体现了其紧凑集约的城市环保规划）
第三章节聚焦中日环保合作与转型。从1979年开始，与改革开放进程基本同步，日本对我国开展了多方面的“ODA”（政府开发援助），建设了一系列大型基础设施——首都国际机场T3航站楼、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等都是日本对华ODA的建设成果。ODA模式大大促进了中日双边环保合作，在政策建议、环保监测以及环保基础设施的完善方面亦有贡献。举例说，2001年-2005年期间，中日双方签署了30个环保项目，协议金额2914亿日元，约占同期日元贷款总额的44%，用于处理跨境大气污染、西部大开发环境保护等具体项目。2006年-2007年期间，这种ODA模式转型为中日节能环保综合论坛，由原来的日方单方面对华援助向中日共同应对全球环境问题转变；在节能环保产业方面，2017年第十一届论坛以来，双边也开始探索第三方市场合作方式。随着近年来中日两国在经济地位上越来越势均力敌，日本在环保领域已经不再只是将中国视为扶助的对象，而更多地视作竞争对手，从两国各自提出的“碳达峰”目标也不难看出这一点。
第四章节中，丁教授指出了中日环保合作的意义与展望。在她看来，两国共同面临着一系列区域性、全球性的环保课题，其中包括（1）跨领域课题：气候变化、能源转换、生物多样性保护、灾害应对等；（2）原因与影响错综复杂的课题：极端天气、人为环境灾害、粮食危机之类风险之间有强相关性的课题；（3）环境对策引发的问题：摆脱化石燃料则需依赖核电，可能引发相关风险；（4）与传统安全保障相关的课题：海洋水产资源、生态保护、核能的安全利用、核电与核安全等。共同的课题呼唤着充分的交流互鉴，尤其是作为“世界工厂”、承担了过多污染的中国正在经历的诸多环境问题都可以从日本那里找到“参考方案”；中国踏着日、韩工业化城市化的道路走来，面临着与曾经的日本同样的环境问题的同时，还叠加了共同的区域问题（如核电站风险）与全球环境问题。接着，丁教授从区域视角、产业视角等方面展望了中日环保合作的未来。总得来说，环保产业前景广阔（2022年日本环保产业的市场规模达到105.5万亿日元，创历史最高记录，其中占比最大的是废弃物处理和资源的有效利用），附加价值高；目前产业升级势头正劲，中日在环境技术专利数量上都有很大突破（我国在水质治理、废弃物治理方面的技术进步更是已经赶超或接近日本）。对于中日两国来说，环境保护方面的合作注定是互补与竞争并存的，而民族感情上的相关分歧也是合作的重要影响因素。
在互动环节，就在场同学所关心的话题，丁教授也做了相应解答。对于集约紧凑型城市圈建设是否会导致边缘地区发展受限的问题，丁教授以日本的东京与横滨为例，指出了“分圈”管理的重要性，即划分好产业圈、居住圈、环保圈等，圈层之间又需要有便利的交通相连接，对于边缘地区应首先保护好“绿色”，再兼顾城市功能的渗透。对于城市化程度与“社畜”的工作时间长度、亲近自然的程度之间的关系问题，丁教授认为日本的“WLB”政策（工作-生活平衡）已经使得“社畜”的工作时间长度得到了控制，而紧凑的城市规划又让人们接触绿色的便利性大大增加，住宅与绿地的比例都有相关规定进行保障。黄荣光老师也结合自身在日本学习生活的经历，做了精彩的分享。参与互动的同学获得了丁教授的赠书《低碳环保型社会：日本经验与镜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