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4月20日15:30，明德讲堂M685期讲座在国科大雁栖湖校区国际会议中心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赵汀阳教授应邀主讲，国科大人文学院汪前进教授主持本场讲座。
本次讲座，赵汀阳教授为同学们讲述“天下体系”。天下体系是以中国的天下概念为基础，为未来世界所设想的世界制度，是一个优于“康德和平”的世界和平理论，也是能够解决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的理论方案。天下原则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方法论，应用于世界可以形成天下体系，应用于中国内部则形成一个区别于民族国家的、内含天下的国家。
赵老师讲述什么是哲学
讲座开始，赵汀阳教授首先讲述什么是哲学。“哲学是一类没有答案的问题。好比我们要把一颗钉子钉在木头上，这是一个问题，我们可以用一把锤子钉，这就是一个解，我们同样可以用一块砖头钉，这也是一个解，但是哲学没有答案、也没有解，没有答案、没有解的问题，就是哲学。哲学问题，是一种递归的思想问题，无所谓起点和终点，最遥远的、也就是最近的。其他问题，如时尚，它会在某个时间出现，然后经过一段时间消亡，这样的问题不是哲学问题。”
“我们思考哲学，是为了解决人类的问题。而人类问题的一个根源在于，他人的不同意。他人不同意会导致很多问题，人类是自带时空的行动者，人的行动建构了不同的时空，因此就为存在创造了秩序，某种意义上人就创造了属于自己的世界。因此，当人有了自由意志，就能为存在立法，人的创造行为，虽然规模小，事实上能够与上帝的创造性为形成映射。因此，人就可以为世界创造秩序。”
“所有政治问题都起源于一个远古的存在论事件，即否定词（不/not）的发明。自从人类发明了否定词，就发明了思想上和实践上的复数可能性。经过否定词的点化，存在变成了对存在的选择，使存在变成了如何存在的问题，于是，如何选择和设定时间和空间的议程（agendaoftimeandspace），就成为存在的基本问题。人们对占有时间和空间的方式产生了不同意见，未来变成了分叉时间的竞争和重叠空间的竞争，总是至少有一部分人不同意他人的时空议程设定，这种竞争在实践上的冲突就成为政治的起源。在这个意义上，否定词就是政治的存在论出发点，而“他人不同意”就是第一个政治问题，而且蕴含了所有政治问题。”
汪前进教授主持讲座
“生存资源的无规则竞争被称为初始状态，相当于无规则的非合作博弈或无政府状态，有两种基本型：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和荀子的初始群体状态。霍布斯理论解释了任何人或任何群体的负面外部性问题（negativeexternalities），即每个主体与任何外在他者的冲突；荀子理论则解释了任何群体的内部矛盾，即共同体内部的利益和权力分配问题。这两个基本状态都是“他人不同意”的直接表达，于是产生两个基本问题：一是如何消除负面外部性；二是何种制度能够保证人们的合作积极性高于背叛的积极性，即如何建立稳定可信的合作制度。”
“严格意义上的政治始于反思性的政治。在反思的政治之前，生存竞争和利益分配属于初始状态，对外是霍布斯状态，对内是荀子状态，虽然有了统治，但尚无政治。统治只是实力甚至是武力的运用，而政治是以制度去解决冲突问题。简单地说，诉诸武力是前政治，诉诸制度是政治。政治制度的发明是文明的最重要成就之一，其重要性与生产技术的发明同级别。”
“霍布斯的自然状态的终结，即政治的开始，是利维坦国家的建立。这个理论想象与历史真实未必一致，或与文明初期的大型酋邦（chiefdom）有些许相似性，但酋邦没有利维坦的成熟制度水平，仍然属于统治的概念，尚未进入反思性的政治概念。反思的政治的一个重要起点是希腊城邦，另一个重要起点是天下体系。历史上实际的天下体系是西周的发明，但在精神概念上通常追溯到黄帝或尧舜，应该是一种推想。黄帝或尧舜时代仍然属于酋邦概念，或许在观念上已经初步有了天下的想象也未可知。”
赵老师讲述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的内涵
“关于黄帝或尧舜的政治概念，被描述为‘垂衣裳而天下治’（《周易·系辞下》）。‘垂衣裳’经常被后世解读为‘无为而治’，恐怕是受到道家思想影响的一种联想式解读，以为‘垂衣裳’是‘无为’的文学化描述，这种理解实与本义有所偏差。老子的无为思想不仅比黄帝尧舜或夏商西周晚出很多，而且只是一个纯理论设想，至多在小国寡民的极简化社会里或许有效，但对于大规模政治的复杂社会就几乎不可行。事实表明，黄帝尧舜都是非常积极有为的，古代绝大多数圣王都积极有为，否则文明不可能得到发展。无为状态的文明即使有所发展，也恐怕比自然进化速度快不了太多，而且，无为政治依靠重复性的习俗而不是应变的制度治理，显然无力对付复杂的大规模社会。既然‘垂衣裳’被历史当成划时代事件来记载，那么，对‘垂衣裳’的合理解释只能是：以制度代替暴力而建立秩序，从而超越了自然状态。正是因为制度的有效性胜过暴力，而且制度造就了一种‘自动化’的治理，所以才能够安心而不费力地‘垂衣裳’。只有制度才能够建立大规模的政治社会，这是制度所以能治的优势，正因为制度的治理能力超过了武力，才成为了成熟政治力量的主要资源和根据。”
赵老师讲述分析政治的基本单元
“世界之所以混乱，因为我们分析政治的基本单元是错误的、无力的，因此我们需要一个能够无所不包的分析单元，才能够分析世界的混乱与冲突。这里将一个概念，利益结算单位，西方的利益结算单位层级是个人-共同体-国家，如果一个问题比国家更大，西方就处理不了。中国则是家-国-天下，若两种传统能够合并，那么我们就能得到一个能够处理现在存在的问题分析单位。西方政治起源于城邦，规模非常小，但却是一个国家的基础模型。中国政治起源于周，周是一个松散的、一个个政治集体的集合，他们称之为天下，这个集合、或体系是开放的，任何想加入的小集体都可以加入，所以它理论上的极限，是整个天下。政治的最初起源于强者与弱者博弈，即使是强者也是始终处于危险之中，因此他们设想，是否可以用秩序代替暴力，比如上供，上供就是最少的税收，从此流寇变成了坐寇，这就是政治最初的起源。于是人们开始对政治制度感兴趣，于是政治就变成了一个求解的问题。如果让制度的吸引力尽可能远大于暴力。”
讲座现场
“政治实际上是生活中的全部问题的集中表现，不可能还原为某个简单解释。把政治理解为‘权力斗争’（或利益斗争）就是一个长期以来的简单化解释，很可能是在一神论被固化为思维模式以来的一个错误理解，包括宗教的异教徒或异端概念、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以及霍布斯、黑格尔、马克思、克劳塞维茨、施米特、摩根索、亨廷顿等多种类型的斗争理论。斗争理论的局限性在于试图以斗争去解决斗争问题，于是所有斗争策略都局限于零和博弈或非合作博弈。无论斗争取得一时的胜利还是陷于僵局，都没有解决冲突问题，反而加深了矛盾。从理论上说，斗争的最优结果不可能打破非合作博弈的僵局，比如囚徒困境。政治必须能够解决矛盾才是有价值的，否则就会成为不断重复权力或利益斗争的自然状态。尽管政治越来越复杂，但在实质上一直没有超越斗争的基因，所以一旦出现任何危机，就会形成政治的返祖现象，即回到肆无忌惮的自然状态。”
“在这里我要说一下‘模仿测试’的博弈证明。简单地说，任何人都会模仿他人更成功的获利策略，而策略创新的速度远远慢于模仿的速度，不断互相模仿的结果是集体黔驴技穷。因此，互相伤害的策略不可能成为稳定的普遍策略，只有共同获利的策略才可能成为稳定的普遍策略，于是获得一条模仿定理：凡是被模仿而导致自我挫败的策略，都不是普遍有效的策略，或者说，只有经得起普遍模仿的策略才能够成为普遍有效的策略。这个博弈结论在理论上证明了孔子原则（立己立人、达己达人）或金规则（goldenrule）不仅是具有普遍性的道德原则，同时也是效率上可信的政治原则和经济原则。值得一提的是，艾克斯罗德已经证明，如果是时间足够长的多轮博弈，最优的不败策略将是合作为先的‘一报还一报’策略（TFT）——这个策略的更早定义是毛泽东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但艾克斯罗德的TFT的博弈条件过于理想化（每个人拥有相等的能力，而且杀不死），因此规避了最坏可能世界，即等价于霍布斯条件或无政府状态的博弈。于是，TFT只是局限于实力相当条件下的权力游戏的最优策略，并没有能力去改变敌对状态，所以并非政治的普遍最优策略。”
国科大学子提问
“天下体系试图发现政治的最优可能策略，让政治成为一种‘化敌为友’的艺术。显然，只有达到化敌为友，才有可能把敌对的政治（politicsofhostility）转变为友善的政治（politicsofhospitality），也就是把非合作博弈转变为合作博弈。关于合作博弈的研究通常倾向于在竞争游戏中谋求双赢模式，但实际上大多数情况都难以达到双赢。只要保留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条件，就只有赢或双输，没有双赢。只要坚持竞争利益最大化的游戏，就不可能形成合作博弈。所以，问题在于改变游戏本身，而不在于寻找并不存在的双赢策略。在严格意义上，只有能够化敌为友的艺术才是政治，而权力斗争的本质是战争。化敌为友的政治仅仅是试图使共在的诱惑大于斗争的诱惑。这个设想是基于一个历史事实：长期可持续的稳定秩序总是基于制度的威信和吸引力，只有在缺乏制度威信和吸引力的情况下，才试图通过武力去建立或维持秩序。同时还基于另一个历史事实：人类诸种文明在其充满活力的发展时期都处于跨文化状态，即尚未建立文化边界的互通状态。由此可以推想，文明的活力与跨文化状态之间有着明显的相关性。因此，天下体系一方面探索化敌为友的政治艺术，另一方面期望文明能够复活跨文化状态，使文明获得生长的新能量，其可期望的最优结果是使政治具有道德性而成为一种新政治——政治定义了权力和权利，而道德定义了责任，两者合一将是一种既定义了权力也定义了责任的新政治。”
国科大教师提问
“天下体系试图通过增加共同利益以及共轭利益的比例而强化互相依存的共在关系，从而消除专制的可能性，也尽量消除敌对的积极性，也就是设想一种以共在关系为本的普遍秩序，使得共在关系能够表达集体理性，从而达到对于每个人（或每个国家）来说，承认并加入天下体系所能够获得的好处总是大于拒绝或背叛天下体系的好处。如果天下体系的制度能力达到这一点，可以想象，和平的诱惑就会大于战争的诱惑，合作的诱惑就会大于敌对的诱惑。但需要提醒，即便如此，也不可能完全消除世界的不良因素。”
“天下体系至少需要以下三个宪法性的概念。
（1）世界内部化。以世界普遍秩序去建立一个“无外”的世界，把互相冲突的国家、宗教或文明都变成世界的内部关系，从而消除不可兼容的异己外部性。外部矛盾总是建构异己性，所以难以调和而形成致命的冲突，而内部化的矛盾尽管仍然是矛盾，却转化为在共同秩序下的可控矛盾。世界内部化的关键条件是：第一，天下体系必须能够建立大于排他利益的共同利益，从而使得万民或万国乐意加入并且维护天下体系；第二，天下体系必须有足够强大的自卫能力来挫败帝国主义或宗教极端主义等一切拒绝兼容性的单边主义，从而保卫体系的安全和共同利益。显然，天下体系需要以关系理性来建构制。
（2）关系理性。与追求自私利益最大化的现代个体理性有着不同的优先排序，关系理性要求互相敌对最小化优先于自私利益最大化，或者说，共同安全的最大化优先于排他策略的最大化，并且，共同利益的最大化优先于排他利益的最大化。关系理性的理论根据正是前面所论的博弈模仿测试结果，即与人为敌的策略经过他者的模仿就必定变成自我挫败的策略，因此违反了风险规避的理性原则，也因此不可持续也无望获得最优结果，其最乐观的结果不可能好过囚徒困境。孟子所谓“仁者无敌”是这个定理的最早直观表述。关系理性所期望达到的社会结果是孔子改善。
（3）孔子改善。社会福利的合理增长通常表达为帕累托改善，即社会总福利获得增长而没有一个人的利益因此减少。这是一个良好状态，但仍然不足以化解社会冲突，无法缩小贫富分化。孔子改善要求所有人的利益共轭增长，即要求一种制度能够如此安排，以至于任何人的利益增长必然导致其他人的利益增长，或者说，每个人的利益增长与任何人的利益增长之间存在着必然连锁关系，在逻辑上相当于每个人的利益增长与他人的利益增长存在着互相蕴含的关系。可以看出，孔子改善等价于每个人同时都获得帕累托改善，因此，孔子改善显著地优于帕累托改善。从理论上说，孔子改善是消除冲突的最可信方案。孔子的‘立己立人，达己达人’原则是孔子改善的最早直观表述。”
“概括地说，天下体系的基本原则就是：世界政治优先于国家政治；关系理性优先于个人理性；孔子改善取代帕累托改善。这三个目标大概相当于期望一个最大限度接近普遍理性原则的世界制度，即一种自带理性智慧的‘聪明制度’，同时也是一种符合道德－美学原则的‘美的制度’。”
“天下并非乌托邦，而是一个现实主义理想。天下政治的目的是以化敌为友的能力解决冲突问题，这是一种区别于斗争概念的新政治。天下的设想基于三个宪法性概念 ：世界内部化、关系理性和孔子改善。这三个概念建构了化敌为友的政治概念。天下的现实性仍然有待于物质条件的充分发展，也有待于新政治意识的形成，目前的世界尚未达到实现天下的充分条件，所以，天下只是一个哲学理论。”
主讲人简介：赵汀阳，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著有《论可能生活》、《天下体系》、《第一哲学的支点》、《坏世界研究》、《天下的当代性》、《惠此中国》、《四种分叉》和《历史·山水·渔樵》等。外文著作有：AllesUnterdemHimmel；Tianxia:Toutsousunmemeciel；RedefiningaPhilosophyforWorldGovernance；All-under-Heaven：TheTianxiaSystemforaPossibleWorldOrder；UnDieuouTouslesDieux(与A.LePichon合著)；DuCielalaTerre(与R.Debray合著)。
【图文/郑锌煌，审核/吴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