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23日14:30，明德讲堂M669期讲座在国科大教1-207举行，著名历史学家、国务院侨办专家咨询委员、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特约研究员、暨南大学特聘讲座教授钱江应邀主讲，国科大人文学院汪前进教授主持本场讲座。
论及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不能不提到闽南人。在英语文献中，“闽南人”一词常被拼写为“Hokkiens”。闽南人拥有悠久的航海历史传统，早在公元10世纪初，他们便已将自己的目光投向了大洋彼岸的异乡他国。根据中外古代典籍的记载，闽商在海外积极经商，其足迹遍布北起高丽、南至苏门答腊岛的古代南洋各商埠。闽商善贾的适应力极强，能够很快地适应海外不同的生存环境。不过，他们仍然需要依靠各种制度化安排的机制来保护或促进其商业利益的发展。闽南商人总是极有创意地建立起各种不同的商业机制，建构起不同的族群关系网络。除了在日常的商业活动中建立、扩展并涵盖不同方面和层次的关系网络，闽南商人还形成了与其他中国商人群体不同的文化习俗特色。本讲座钱江教授为同学们讲述了，闽南商人在古代亚洲主要港埠的商业活动，并将讨论的重点放在高丽、九州、台湾、马尼拉、印尼爪哇和新加坡等地的侨居闽商社区，以及他们所拥有的独特的经贸网络和文化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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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南人并非生来就乐于经商、善于经商，“八山一水一分田”、“闽在海中”，相对困难的自然条件使得闽南人不得不冒着葬身鱼腹的风险，泛舟海外从事商业贸易。“福建面积12万平方公里，海岸线长达3千多公里，有125个大小不一的港湾和1202个岛屿。闽北、闽西多为贫瘠的山区，闽南地少人多，耕地不足以养活人口，凭借海洋优势，福建人将他们的眼光放到茫茫大海之外。‘以海为田’，自然环境迫使福建人（主要指闽南漳泉地区的沿海居民）不顾官府的海禁，冒险下海贸易，并且逐步在东南亚建立起自己的海上贸易网络与侨居社区。”
“福建人拥有悠久的航海贸易历史传统，其历史至少可回溯至公元84年，其时交趾七郡经由福建东冶的港口，利用海路向朝廷供奉海外方物。公元3世纪初，福建成为吴国的造船中心之一，被晋国征服时，吴国被俘船只竟高达5000多艘，可见当时吴国造船业之兴盛。至公元六世纪出，福建南部和古代东南亚主要港埠、王国之间的海上交通和贸易关系已日趋完善、成为常态。当时，在中国传教的印度高僧经常必须前往梁安郡（即泉州府），以便搭乘大型船舶返回天竺。据《西山杂志》记载，早在公元8世纪，福建南部和东南亚各民族之间就已经展开了繁盛的海上贸易往来。福建东石村闽南商人林銮曾带领同乡族人杨帆海外，抵达渤尼（Borneo），随后大批渤尼人接踵而至，用东南亚的香料和热带产品来教义泉州女子手工刺绣的彩色罗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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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的海外贸易直至宋代，尤其是12、13世纪的南宋，才真正开始步入黄金时期。当时的泉州一跃而成中国海外贸易的最大港埠，同时也是全国最朱敏的造船中心。福建的海商与帆船之所以自宋代以后才开始频繁出现在亚洲海域，与波斯、阿拉伯商人的东来及其影响很有关系。根据中国古代典籍 的灵性记载，在此期间，闽南商人在海外的商贸活动相当活跃，其足迹遍布北起高丽、南至苏门答腊到的东西洋各商埠。就东南亚的贸易中心而言，占城、安南、爪哇等地无疑是闽商最为青睐的商埠，古代的汉人典籍经常提及这些行走于南海诸国的闽商。北宋太宗淳化三年（992），福建建溪‘主舶大商毛旭’因经常前往爪哇贸易，与闍婆国（（今爪哇岛））统治者私交甚笃，遂引导该国使团赴北宋朝贡。”
“在这种情况下，不少泉州海商成为富商巨贾。例如，有一位泉州本地商人，名曰佛莲，是蒲寿庚的女婿。佛莲因经营海外贸易而致富，1293年他去世时，其名下不仅有大量财产，还有80艘帆船和130石珠宝。事实上，早在1094年，宋朝便已规定，若欲经营对高丽的海商贸易，必须拥有三千万贯以上的资产，并至少拥有两艘帆船。当时一石米的价格大概是600-700文钱。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14世纪之前经营海商贸易的富商，是相当富裕的。也是在这个时候，结拜兄弟的现象逐步地开始在闽南商人中流行，成为彼此之间进行商业合作的一种模式。”
随着海上贸易的发展，闽南商人开始侨居海外，其中有些人甚至长期在国外逗留，他们学会了当地的语言，在当地娶妻，甚至成为国王的座上宾。他们不仅自己出海，又是也会组织大批乡亲宗族前往海外，当他们荣归故里，会受到家族亲友的热情迎接，许多有权有势的朝廷官员甚至会主动与其家族攀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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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人不仅在到底从事商业贸易，有时也会涉入当地政坛，在当地为官，部分人甚至成为当地王朝的王室成员。“公元12、13世纪，中国南宋政府鼓励闽南人出海经商，而与此同时，东南亚的地方政权也为闽商提供了许多优惠待遇，导致众多闽商愿意在当地贸易和迁居。最为典型的例子是安南，也就是越南人建立大越国的地方。大批闽商在公元10至11世纪迁徙安南，他们之中甚至有人成为当地王朝的王室成员，如1010年成为越南李朝皇帝的李公蕴（Ly Cong Uan）、越南陈朝的开国皇帝陈日照（Tran Thu Do）。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载安南王朝：‘其人少通文墨水，悯人附还舶往者，必厚遇之，因命之官，咨以决事。’，这使得公元11世纪后，有不少闽商应邀成为安南王朝的官员。”
“在整合下西洋之前，东南亚各港埠已经出现闽南人的侨居社区。在15世纪初的许多东南亚港埠，均可见初来乍到的海外侨居闽商。在印尼苏门答腊的巨港（Palenbang），早在15世纪20年代末之前，当地就出现了一个华人的侨居社区，里面聚居这数千名来自粤东的广东人和来自福建漳州、泉州的闽南人。在爪哇懂不，据说已经有许多闽商在当地定居，与当地人和穆斯林商人混居。这些港埠久而久之渐渐出现了数个早期的华商侨居地区。15世纪初，当整合的船队抵达爪哇时，一个名为‘新村’的中国人侨居社区便已出现在锦石（Gres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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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下西洋无疑促进了福建人在东南亚的海商贸易活动。整合之后，朝廷推动的海商远征活动中断，取而代之的是大规模的私人海上贸易活动。此时的私人海上贸易开始带有武装走私贸易的特点，而且地方乡绅、日本倭寇和东来的葡萄牙人相互勾结、里应外合、啸聚海上。在福建漳州附近有一个沿海村落，约有万余户，几乎所有村民都在从事走私贸易。明嘉靖你那件，福建私人海上贸易达到鼎盛时期，大批闽商前往海外贸易、侨居，几乎整个太平洋东岸的主要港口都遍布福建人的身影和侨居点。”
“据高丽历史学家郑麟趾研究，公元11世纪前后千万高丽的宋代商贾中，闽商是经营高丽贸易最终的生意伙伴和最大的商人群体。部分闽商曾积极参与宋朝与高丽之间的外教活动，又是甚至扮演两国之间的外交信使。如1068年，两名泉州商人黄慎和洪万来，便促成了宋朝与高丽建立友好外交关系。日本九州是闽商的一个主要侨居点，1540年至1635年，在当地封建领主的鼓励下，闽商与当地日本商人自由交易，可在九州任何港埠居住，久而久之，九州上就出现了数个闽南商人的侨居社区。尔后由于日本幕府的限制，所有外国人迁居长崎，1689年德川幕府在长崎的十善私密村修建‘唐人屋敷’，并派人密切监视，此后闽商大批离开九州，转移到台湾、会安、马尼拉、马六甲等地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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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居海外的福建商人特别重视血缘亲情，为了维持生意上的合作，防止相互怀疑和猜忌，海外侨居的闽商常常通过联姻和兄弟结拜的方式，加强彼此之间的商业互信，同时凝聚力量，提到彼此在侨居社区中的社会地位。如著名闽南商人李旦，其结拜兄弟就有居住在长崎的欧阳华宇、居住在平户的倪官，这两人分别是九州不同地方的早期福建商人侨居社区的首领，通过结拜所建立起来的虚拟的亲缘关系纽带，很大程度上成为闽商在海外贸易时扩展生意、抵御风险的特殊工具。福建商人在海外的生存和发展中，一般由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他们不仅会建立起各种不同的亲缘关系，来编织其在当地社会的人际网络，而且会沿着传统的福建海外贸易的航路一路眼神，不断地扩展这一福建人的贸易网络。凭借着强大的家族网络、方言群网络、地缘网络、行会网络与亲友网络，福建商人在东南亚和东亚海域建立起一个庞大的海上贸易圈。”
“历史上，福建商人在海外贸易的舞台上表演得相当成功，虽然常常在海外社会受到歧视和待机，甚至是屠杀，但他们最终还是成功地在海外黎族。在16、17世纪，福建人经验的海外贸易基本上是以中国的丝绸、陶瓷等商品去交易外国的白银。这样的一种独特的贸易模式，将难以计数的大量白银输入中国，为明清时期中国的商品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以欧洲人不同，福建商人从来就无意在经商的同时传播宗教，或征服当地土著民族。他们所向往并努力奋斗的就是如何寻求更好的经济机遇，来改善自身的处境。”
主讲人简介：钱江，历史学博士。复旦大学历史系77级本科，曾先后在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系、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等学术单位从事有关古代亚洲海洋贸易史、海外华侨与华商史、跨国移民等研究领域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原中国海交史研究会副会长、《海交史研究》主编。现任国务院侨办专家咨询委员、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南京大学南海研究创新平台特约研究员、暨南大学特聘讲座教授。
【图文/郑锌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