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1月19日下午2点，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2021年第18期“科学与人文讲座”在中关村校区教学楼S202举行。清华大学科学史系助理教授蒋澈应邀主讲，题目是“从古代泥板到近代印本：西方早期科学史文献学说略”，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苏湛副教授主持本次讲座。
蒋老师首先界定“西方早期”的概念，西方指的是欧洲及和欧洲密切相关的近东、中东等地。时间限定在古典古代（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6世纪）、古代晚期（公元3至8世纪）、中世纪（公元5-15世纪），现代早期（公元15至18世纪）。按照每个时期史料的状况及其载体形式的不同，可分为泥板、铭文、纸草、中世纪写本、近代印本、近代手稿等。
中国的“文献”一词在《论语·八佾》中有言：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文指文本，献指解释文本的人。与中国相对应的西方的“文献学”译为Textual Scholarship，指描述、转译、编订及注释文本、文献、实物的学问。其下又分为校勘学（Textual Criticism）、古书迹学（Paleography）、书志学（Bibliography）、书史（History of the Book）四个分支。古书迹学可类比为中国的文字学，书志学类比为中国的目录学或版本学。
在谈及西方文献学在科学史研究中的作用时，蒋老师认为利用“文献学”进行历史文献的分析是开展独立研究的必要条件和做出研究成果的可靠生发点。比如亚历山大·科瓦雷利用“文献学”工具对牛顿的《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做过诸多分析和研究，发现牛顿的哲学思考第五条规则只见于手稿，而未正式公开发表。
蒋老师接着介绍文献学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形式。最早出现的文本证据即是泥板，它通常和楔形文字相联系。楔形文字并不对应于特定的语言，历史上至少用于15种古代近东语言，最重要的是于1857年宣告破译的苏美尔语和阿卡德语，现存最多的是阿卡德语文书。
泥板上存有的科学文本，较多与数学及天文学有关。以数学为例，大约有2000种泥板与之有关，大部分已经刊布。最早刊布的数学文本是Henry C. Rawlinson和Georges Smith刊布的BM92698，并于1930年由Francois Thureau-Dangin准确释读。随后Otto E. Neugebauer系统研究欧洲博物馆所藏的数学泥板，出版Mathematische Keilschrifttexte，vol. I-III（1935-1937）。瑞典数学史家Joran Friberg自1970年代开始推动泥板研究，此后至今一直不断取得新的成果。在数字人文时代的今天，泥板文书的工作可以用计算机来进行储存和检索。
另一文献类型是铭文，通常刻在纪念碑、石头等硬性物质上，称为碑铭学。最重要的两部著作为《拉丁铭文集成》和《希腊铭文》。古希腊有两类天文铭文，一类为“parapegma”，象征着天气和星座，此类铭文在希腊化时代的米利都有留存；另一类为托勒密Canobia Inscription，此类铭文带有数值，用于确定天体运动。
“铭文”后时代即是纸草文献，书籍材料由纸草所制，形式多为卷轴。纸草文献的长度达几十米，阅读方式为从左至右，一般书写具有文化权威的著作。现存的纸草文献按照“莱顿约记”整理而成，最早的版本经1931年在莱顿大学的古典学家联合会议确定。其中最早也最重要的是古埃及医学纸草文献，20米长，记录约700个魔法方剂，包括一篇关于心脏的论文，于1873-1874年间为Goorg Ebers所得，现藏于莱比锡大学。
中世纪文本多在羊皮纸或犊皮纸上书写，形式为册子本，具有便携、耐用、成本低廉、容量大、不易改窜等优点。文本流传史上的文本类型和文本状态具有多样性，研究人员在选择现代版本时常常需要做校勘工作。文本的校勘方法是由卡尔·拉赫曼制定的考订原理——“拉赫曼法”，即“谱系法”。其基本原理是若抄本中出现共同的讹误，这些讹误必有共同的来源。校勘的总目标是确立文本，分为三大步骤：对校、审查、修正。对校环节的核心是建立抄本谱系树，但受抄本材料限制，并不是所有文本都能得到很好的谱系树。1928年，法国语文学家约瑟夫·贝迪耶在《罗曼学志》发表《<形影吟>抄本传统，兼谈对古代文本整理方法的反思》，提出新的校勘方法，即“善本法”：要求从单个写本本身出发，反对混合性的重构。如今的数字人文时代可以用对勘工具和算法进行校勘。
库尔特·魏茨曼在1970年代利用谱系树发展出图像校勘的理论，但同一著作的图像谱系树和文本谱系树可能很不同。其中最重要的案例研究即是《几何原本》文献研究，最开始是由法国数学家Francois Peyrard进行整理与译注工作，后来丹麦古典语文学家Heiberg编订了几乎全部古希腊数学著作的校勘本。中世纪《几何原本》的阿拉伯语译本更加代表其原貌，典型译本为“Adelard本”，Busard对“Adelard本”又做了主要的校勘工作。
抄本之后则是印本的出现，即印刷书籍。印刷书籍图像的主要技术为木版画、铜版画、复制、自然印刷法和上色。
在谈到印本与稿本的关系时，蒋老师以哥白尼的《天球运行论》为例说明稿本并不一定比印刷本更为可靠。《天球运行论》有两种重要的本子：手稿本（M）和纽伦堡印刷本（N）。以前的《哥白尼全集》及《天球运行论》现代版本都将M本作为基础底本，倾向于将N本的改动视为偏离哥白尼原意的篡改，但新的《全集》将N本视为基本文本。此外，印刷术时代关于印本与稿本的关系还有一个延伸的讨论，即印刷术与知识的关系。伊丽莎白·L.爱森斯坦在《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现代早期欧洲的传播与文化转变》中写道：“印刷机比望远镜更重要”。写本文化到印刷文化的转变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科学革命。
最后蒋老师总结指出，文献学既是基础也是前沿，它可以帮助研究者关注文本的诸多层面，从而更好的利用史料、鉴别史料。
【图文/刘诗琪】
【主讲人简介】
蒋澈，清华大学科学史系助理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西方前现代与现代早期科学史、博物学史、科学编史学。著有专著《从方法到系统——近代欧洲自然志对自然的重构》（2019），另有译著《描述的科学》《现代科学的博物馆》等。曾获北京大学优秀博士论文（2017）、清华大学教学成果奖（2021）。主持的研究项目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与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多项资助。现为国际博物学史学会中国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