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0月8日9点半，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2021年第13期“科学与人文讲座”在玉泉路校区教学楼阶一2举行，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常务副院长、国际科学史研究院（IAHS）院士孙小淳教授应邀主讲，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苏湛副教授主持本次讲座。
讲座开始，孙小淳教授以中国古代有无科学这个问题作为切入点，与同学们探讨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中国古代科学。
中国古代有无科学，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如果以现代科学作为科学，即西方16、17世纪以来、实验的、数理化等一套系统方式来定义科学，那么东西方古代都没有科学。一般认为，近代科学最显著的特点在古希腊文明中找到了源头，再经过基督教文化的洗礼，近代科学在西方发生就成为近乎必然的事情，如此古希腊就是近现代科学的滥觞，而其他文明的科学与之无关，或只有很小的关联。然而，历史的实际进展与逻辑的必然还不完全是一回事，这样的科学发展历史观只是一种建构。古希腊思想中确实有一些概念和认识方式在近代科学中得到彰显，但并不能说，近代科学是古希腊文明的必然，其间有很多缺失的环节和因素。近代科学产生的条件和因素应该是相当复杂的，基督教文化的作用是不容置疑的，但同时还有很多其它因素：如东西方文明的交流、新大陆的发现、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印刷术导致的知识传播和知识激增等等。近代科学的发生，更像是历史发展的偶然，而不是某种“思想”或“精神”的必然。偶然性并不就是相对主义，研究历史的一个目的在于呈现必然性，但因此也需要我们去呈现多样性、偶然性，以便让人们从中把握某种必然性。
有人认为，中国古代没有“自然”概念，中国古代科技不够数学、不够逻辑、不注重实验等等，但这些看法在一定程度上是片面的。中国古代确实没有产生如古希腊一般的“自然”概念，但我们不能因此否定中国古代有关于“自然”的知识和经验。中国古代强调“天人合一”，但强调天人关系不等于对客观规律一概否定。荀子说“天道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讲的就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再说“数学”“逻辑”和“实验”，中国古代也不是完全缺失的。天文历法里边所用的数学已是相当高明的。我们也不能想象，中国古人进行思维时完全不讲逻辑，因为没有逻辑思维的民族是没有办法生存的。如果没有实验，也很难想象中国古代的冶金、医疗、陶瓷等技术会那么发达。
之后，孙老师以汉代的天文学为例，从观象授时的传统、汉代天文历法的范式和汉代星空的天人对应模式三个方面，为同学们揭示中国古代科学的思维特点。
天文学是一门观测科学，注重观测也是中国古代天文学的一个特点。在中国古代，观象授时是统治者的第一要务，历法是统治合法性的象征，观象授时是中国古代天文学的一大传统。观象的主要方法有三种：一是观测日出日没地平方位，如《山海经》中所记录的日月出入之山，就是古人进行地平观测的结果的遗存；二是圭表影长测量，如陶寺遗址出土的漆杆，就被认为是当时的圭表；三是昏旦中星观测，如《尚书·尧典》中就反映了古人以昏旦中星确定季节的行为。
那么，如何授时呢？授时的重要方式是历法。所谓历法，就是安排日子，一年有几个月、一个月有多少天，每多少年安排多少个闰月，等等。但中国古代的历法并不满足于此，中国古代历法是天人合一的大一统模型，它不仅安排日子，还要包含日食、月食、五星运动与会合周期、甚至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人事的休咎、王朝的兴替等等内容，它是一种企图包罗一切现象、庞大精微的数理天文体系。在古人看来，天文历法是天道和人道的总纲，是宇宙与人文的“大一统”理论，是根据音律、易、五行、天地之数之构造而成。
《太初历》（《三统历》）便是一个宇宙数字模型，这部历法中包含了许多繁复的天文常数，其名如日法、闰法、月法、通法、朔望之会等等，而这些天文常数大多是基于周易、音律之数等的构建。虽然这样的构造在今天看来并不“科学”，但是古人认为，数字的来源保证了它的的权威性，在古人的世界中，气、阴阳、易数等就是真实存在的。同时模型的构造，虽然不“真实”，但却赋予了古人把握天体运行的基本框架，或者说范式，为古人进行天文研究“规定”了许多问题，如模型基本常数的确定、模型所需基本数据的测定、模型与天象的连接点的确定、证明模型优劣的天象观测。而这些常规的“科学问题”中蕴涵了进步的可能性，如通过观测一步步修正，以提高行星运动模型的预测精度，中国古代对五星动态的模拟精度的提高，就是在这种模型的指导下实现的。
中国古代的星空是人间世界的投影，反映了古人认识中天人对应的格局。中国星官是以人间的事物命名的，帝王将相、贵族皇族、宫廷人物、官僚机构、文武官员、建筑设施、日用器物、宗教礼仪、神话传说、军队战场、郡国州县等等，在星空中都有属于自己的位置。“中宫天极星, 其一明者, 太一常居也……”紫薇垣就是天上的“紫禁城”。“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北斗象征了帝王施政的权利，同时也反映了中宫与四宫、也即中央与四方的权力关系。张衡《思玄赋》中的星空遨游则是汉代巡狩礼的反映。
“天人合一”、取象类比、关联思维和象数易传统等，是中国古代科学思维的特点，它同古希腊、近现代科学很不一样，但差异并不意味着它就不科学、中国古代就没有科学。李约瑟问题有其启发性，但它本质上还是西方中心主义。中国古代科学史应该有一种新的叙事方式，它应该超越“科学主义”、超越“李约瑟问题”、超越“西方中心论”，同时也反对“民族狂妄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以中华文明的气度拥抱世界文明。
报告结束后，孙老师与同学们和在座的老师，就中国古代天文学为何是数理的、而非几何，五行是物质概念、还是时间概念，以及中国古代科学的价值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图文/郑锌煌】
【主讲人简介】
孙小淳，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常务副院长、国际科学史研究院（IAHS）院士。1964年12月出生，江苏溧阳人。1984年获南京大学天文学系学士学位，1989年获硕士学位。1993年获中国科学院理学博士学位。2007年获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主要从事天文学史、科学史与科学社会学研究，著有《汉代中国星空》（The Chinese Sky During the Han）及多篇学术论文。曾任国际哲学与人文科学理事会（CIPSH）执委、国际科技史学会（IUHPST／DHST）执委，现任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理事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科学技术史学科评议组召集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