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启德（左）与演讲者廖育群合影
2018年5月25日上午九点半，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2018年“科学与人文讲座”第9期在中关村校区S202教室如期举行。本次讲座特邀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原所长廖育群研究员作了题为“说古及今——漫谈传统医学”的演讲。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苏湛副教授担任了本场讲座的主持工作。
中国科协名誉主席、原九三学社中央主席、原全国政协副主席韩启德院士，原自然科学史所副所长、原中国科技馆馆长、党委书记王渝生先生，以及国科大孙小淳、汪前进、袁江洋、胡维佳等教授列席聆听。
廖育群研究员首先指明传统医学具有如下特点：
随后的演讲中，廖老师认为医疗属于服务行业，而其中最重要的价值取向和道德观应该是“义利并进”。同时现代医疗体系也面临诸多问题与挑战：如关于人们对衰老和疾病概念认知变化所导致的“因病不治”和“寿终正寝”的争论；如医疗安全问题中实质性进步与阶段性不满的冲突；如在心理因素、利益因素等驱动下的过度医疗现象的出现；再如新生活方式下出现的与医疗相关的社会、心理、生理、病理等形形色色的问题，不胜枚举。廖老师认为医疗行为的内涵包括两个方面：医学关怀，人文关怀，并借用名句“有时会治愈，常常能缓解，总是使舒适”来加以阐释。
在场部分老师与演讲者廖育群合影
（从左往右：胡维佳，袁江洋，王渝生，廖育群，杨丽凡，汪前进，孙小淳）
廖老师接着介绍了医学界的三驾马车——“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
他指出“中西医结合”来源于西方医学传入之后形成的会（汇）通学派，形式上是借用西医知识体系解释中医，或者借用中医体系解释西医，并且存在大量中西医药物的混用，进而形成了非驴非马、会（汇）而不通的现象。然而这种杂糅的模式却对中国后世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使今日的我们对于躯体构造、生理病因、疾病属性等的认知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甚至影响到我国与之相关的教育模式，如教材编写方式等。
关于西医方面，廖老师指出这是近现代医学和生物医学的成果。他着重介绍了循证医学（Evidence-Based Medicine，EBM），认为这既不是一门医学，也不是一个学科，而是一种“方法学”，是现代医学的一个里程碑，标志着临床医学实践从经验走向理性，其核心是要告诉临床研究者和实践者如何做才科学。
关于中医方面，廖老师认为这才是我国的传统医学。他介绍了中医作为一种古老知识、技艺、文化能够在当今时代依然存在的几类假说：落后说、文化情结说、疗效说；并从民众对中医的态度、一些学者对中医的否定和批判以及科学史家（袁江洋、董光壁）的评价介绍了当前中医在国内国外的境况。他随后介绍了中医作为一种传统医学的基本特点之一“科学性”，并运用阴阳五行学说，对比西方医学知识，对口疮这一生理现象进行了由表及里的分析。
此外，廖老师还从文化方面对中医进行了解读，主要包括中医文化学、医学内外史和医学文化强纲领三个方面，强调了中医的文化乃至于哲学属性。接着，廖老师简要梳理了“足疗”、“刮痧”、“拔罐”、“气功”的历史，从这些变化的“传统”中得出需要在更高层面上进行扬弃的结论。
最后，廖老师强调了史学研究在中医这一传统医学体系中的重要性，并以马王堆汉墓为例，阐释了这一观念的可操作性。
演讲结束后的提问环节，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科学史专业博士研究生吴国居发问：“中国人似乎习惯于追求事物确定性的一方面，而不太可以接受存在不确定性的知识体系，这对于创新和包容都不是一个好的信号。是否可以降低人们对确定性的执著追求或者提高中医可能存在的一部分确定性来使得中医在国内和国际上有更好的生存空间呢？”廖老师回复：“降低确定性不太现实，中医自身的确定性提升需要去做，但因为和现代西方科学所谓的确定性有差别，因而很难融入西方科学话语体系，中医更适合作为一种更为高端的养生医疗措施。”
课后，在场聆听的诸位老师、同学们分别与廖老师合影留念。
在场学生及部分老师与廖育群老师合影
【文/吴国居，图/吴国居】
【主讲人简介】
廖育群，男，1953年生于北京，祖籍湖北兴山。1982年毕业于北京第二医学院中医系，后入职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主要从事医学史研究。1996年任研究员，2013年退休，2005年至2010年间任科学史所所长。个人专著包括《岐黄医道》、《阿输吠陀——印度的传统医学》、《医者意也》、《繁露下的岐黄春秋——宫廷医学与生生之政》、《重构秦汉医学图像》、《扶桑汉方的春晖秋色——日本传统医学与文化》、《传统医学纵横谈——漫步在科学与人文之间》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