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20日上午9点30分，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科学与人文讲座”第7期在中关村校区S106教室如期举行。本次讲座特邀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特聘教授、中国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刘钝作了题为“《历史宣言》与启蒙的逻辑”的讲座，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的袁江洋教授主持了讲座。
刘教授首先介绍了《历史宣言》（The History Manifesto）这本著作及其影响。2014年10月3日，一份题为《历史宣言》的文档通过剑桥大学出版社公开上网。其作者是两位美国历史学家：布朗大学的古尔迪（Joanna Guldi）与哈佛大学的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这是第一部先上网再付梓的编史学专著。作者们的宣传相当成功，该书一经上网就很快引起了西方史学界的热烈回应，但国内学者对该书的回应不够踊跃。
刘教授指出，《历史宣言》对于中国历史学家同样具有重大意义。始于上个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红利，在经济领域取得瞩目成就的同时，生态与文化建设的滞后、政治口号与社会现实的脱节、贪腐官员与百姓利益的冲突、行业与地区差异的拉大，种种潜伏的危机随时可能爆发并葬送中华民族复兴的希望。解决当今中国社会面临的巨大矛盾，不应仅仅听从政治学者和经济学家的意见，长时段大历史的经验需要引起决策者的足够重视，近代科学诞生与成长的历史更应成为庙堂人士的必修课业。
刘教授分析，当前中国的现实情况是：一、经济学家漠视历史。其中的原因不可能从最近的38年里找到，其深刻的根源需要追究到200多年前的“大分流”。二、“反智论”源远流长。追究反智思潮的根源至少要从我们引以为豪的百家争鸣时代谈起，对至尊至上的怀疑在我们的文化中是缺位的，它与反智论的肆虐相形见绌，由此提供了群氓和奴才生长的土壤，对国民精神造成难以治愈的创伤，其危害远比战乱灾荒为烈。三、科技决策者的失据。科技界庙堂人士推出的“宣言”、“工程”、“计划”缺乏连续性，科学院的科技战略发展研究机构中没有历史学家，也没有一个像样的科技史研究者。
“大历史”也受到了一些批评和质疑。刘教授认为，古尔迪和阿米蒂奇争辩的要点不是“长与短”的优劣，而是呼吁当代历史学家要有宽阔的视野和“究天人”与“通古今”的雄心，在政治决策与公共领域发挥积极作用，以期唤起公众对历史学的兴趣。他们对近几十年来历史学中出现碎片化、短视化、实用化倾向的担忧不无道理，以上“中国现实”（加上弄臣化、娱乐化）绝非空穴来风。他们珍视历史学的人文价值，强调历史学家的道义承担与风骨，认为大数据时代为新一代历史学家提供在国家重大政治、经济决策问题以及沟通民众上发挥作用的机会。
刘教授以太史公为例，指出中国具有悠久的编史传统，中国编史学传统起点高贵。《史记》开创了将天文、历法、地理、音律、计量学、水利工程和经济史料包括在官修正史中的传统。竺可桢对中国五千年气候变化的研究、席泽宗对中国历史上新星与超新星记录的整理，就是早期中国科学史家利用长时段历史资料研究自然规律的代表成果。
对于启蒙的逻辑，刘教授认为：历史是连续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不同的时空具有不同的文化特征。事实上，科学（技术）主导着今日的文化，伴随着近代科学的诞生西方世界发生了巨变，近代科学以及相应的变故都未曾在中国出现。中国的现代化需要理性启蒙，科学史特别是导致西方世界巨变的诸方面变故应该成为启蒙实践最重要的手段，科学史研究是科学文化建设的基础。
最后，刘教授引据《历史宣言》，指出当代中国科学史工作者的一个重要责任，就是推进新文化建设，这种文化应该是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国际趋势相协调、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国情相一致的。特别地，我们应该把16-19世纪在西方发生的那些围绕着科学革命与近代科学的诞生而出现的事件，那些导致人们不再盲目相信天启和权威的缘由、变故和动力，那些有益于新世界诞生的思想和制度，尽可能忠实地展现给公众。
连续两个小时的演讲后，刘教授的嗓子已经沙哑，但他仍然与在座师生热切地交流。刘教授不仅一一回答了师生的提问，还忠告年轻的科学史研究者要多学点科学，要有大胸怀，这样才能有大格局与大气象。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文/訾威，图/何涓】
主讲人简介：
刘钝，1947年生于湖北武汉。现为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特聘教授，中国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曾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所长、中国科技史学会理事长、国际科学技术史学会主席。专业领域是中国数学史，对科学社会史、科学文化也有所涉猎。编撰有《大哉言数》、《文化一二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