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1月9日，受中国科学院大学考古学与人类学系教工党支部邀请，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后晓荣教授来到国科大玉泉路校区，主讲《文物研究的问题意识——有关文物学研究方法与理论的思考》。
作为一名考古学家，后晓荣老师除了开展田野发掘，还进行文物研究，他认为考古学不等于文物学，文物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
后老师从国科大为此次讲座制作的宣传海报说起，指出其中的文物为海昏侯墓出土的“海字印”，由此引出汉代烙马印、古代烙马印、汉代印章制度、汉代马政、汉代贵族日常生活等一系列问题，其中汉代马政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与汉匈战争密切相关。后老师习惯于关注别人不关注的问题，譬如见到这枚印章，他很快就能判断其性质并诠释相关问题。习总书记提出“让文物活起来”，那么作为文化遗产工作者，就要首先对文物相关问题有所认知，最为关键的是要有问题意识。
后老师从意识在哲学上的广义概念与狭义概念出发，提出自己的独有观点——意识是知、情、意三者统一，并围绕文物研究的问题意识展开了自己多年来思索、构建的文物学研究方法与理论。
在后老师看来，文物研究具有三要素——时间范围、空间范围、研究内容，这是在研究全程都必须明确的；此外，文物研究具有多样性、社会性、时代性三个特征属性，物、事、人三个研究维度。考古学前辈大师张忠培先生认为考古学的终极目的是“透物见人”，后老师将其诠释为“由物到事，由事到人”，或者“透物见事，透事见人”；理论考古学家陈胜前也系统、具体总结了“透物见人的基本环节与相关学科”，包括考古材料的特征，考古材料的形成过程，考古材料推理人类行为，人类行为、文化、社会等研究，哲学基础理论等多个维度。后老师进一步指出，文物研究中存在三个层次，即物质文明研究、社会文明研究和精神文明研究，基于这些层次的历史研究，他提出“文物就是文献”这一观点。
后老师将文物研究的方法归结为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三个步骤，沿着这样的研究过程从浅到深、由表及里，存在着“有什么”（陈述）、“是什么”（归纳）、“为什么”（总结）三个研究方向，而最终的研究目标则包括从个体到群体、从现象到“真相”、从物质到文化。后老师基于宋金元墓葬出土文物将二十四孝文化流变史梳理为一条主线、四个阶段、两次蜕变，可谓他关于文物的研究方法之集中表现。
另外，后老师指出文物研究常常存在三个误区。一是主观的构建，如东汉阜阳侯与安徽“阜阳城”问题；二是客观的误会，如李白的《系寻阳，上崔相涣三首》“邯郸四十万，同日陷长平”一句被日本学者误以为唐代邯郸城有四十万人；三是善意的附会，如明清二十四孝之“江革行佣”故事与宋代二十四孝之“鲍山负母”故事引发的混淆。
后老师十分推崇以写代学，以赛代练，他认为文物研究的三个途径就是多读书、多思考、多写作，鼓励大家通过写作达到学习的目的。如史学大家严耕望先生所言，写作事实上不但是为了向外发表，贡献社会，同时也是研究工作的最后阶段，而且是最重要、最严肃的阶段。不形成文章，根本就没有完成研究工作，学问也没有成熟。常有人说“某人学问极好，可惜不写作”，事实上，此话大有问题。某人可能学识丰富，也有见解，但不写作文，他的学问就只停留在简单看法的阶段，没有经过严肃的思考与整理，就不可能真正是系统的、成熟的知识。一个优秀的学生，或许他能够完成课堂学习，进行课后的阅读，就能算一个好学生；但如果要成为一个研究者，阅读了大量的文献和二手研究，掌握了学术史之后，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学会真正意义上的论文写作。
后老师详细论述了他的文物研究方法与理论，又以最近研究的汉代“河内工官弩机”为例，集中展示了这些方法与理论的应用。“河内工官弩机”的铭文格式问题为后老师的研究所重点关注，并据此对洛阳都城博物馆两件征集弩机进行了诠释。而从空间分布上来看，弩机主要出土在福建、广西、甘肃、云南等传统汉地的边缘地区，这可能与武帝拓边的历史有关系。弩机铭文上的纯数字纪年法，也表明其生产年代不晚于武帝创立年号的时间。铭文所见的“敦煌库”关系到汉代武库问题——历史文献未载河西四郡所设武库。此外，汉代的三工官问题颇为学界关注，就河内工官与河南、南阳、颍川三工官的关系，后老师认为河内工官专事武器生产，而三工官主要负责皇室用品生产。
最后，后老师为同学们推荐了荣新江先生《学术训练与学术规范——中国古代史研究入门》、严耕望先生《治史三书》、孙机先生《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等相关书籍。
讲座结束后，同学们和后老师就“文物就是文献”说与傅斯年史料学派的关系、河内工官弩机铭文特点所见汉代弩机管理制度、西南地区先秦印章等问题进行亲切交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考古遗迹和历史文物是历史的见证，必须保护好、利用好。”【谷雨计划·国科大文化遗产保护宣教公益行动】（由国科大文化建设项目资助）将在习总书记关于考古工作最新讲话的指导下，积极响应学校“文化建设”的号召，助力国科大人才培养，继续举办相关活动，欢迎大家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