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0月31日下午，受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考古学与人类学系教工党支部的邀请，西北大学丝绸之路考古中心主任王建新教授来到玉泉路校区人文楼，为大家带来《丝绸之路考古的实践与思考》讲座。
王建新老师从自己90年代初与王昌燧老师共同参与班村发掘的经历说起，讲到了西大考古与国科大考古多年以来密切合作的历史渊源。在本次讲座中，王老师系统回顾了丝绸之路的考古探索历程。
19世纪德国地理学界李希霍芬提出了丝绸之路概念，此后一百多年里欧美、俄罗斯和日本的几代学者对贯通欧亚的丝绸之路进行了大量研究，成果系统而丰硕。然而，作为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长期以来中国对丝绸之路的研究仅限于境内路段。从整个考古学来看，直至20世纪末，在中国考古学之外的研究领域，我国的考古学家几乎没有任何发言权。
1999年，在世纪之交的中国考古学会年会上，王老师直言“中国考古学科应当走出国门了”，否则与我国的国际地位不相称，对考古学科本身的发展也有较大阻碍，并提出中亚考古应当是重要的发展方向。后来他专门写了一篇《呼唤世界考古学中的中国考古学》的文章。
王建新老师所在的西北大学，有着悠久的丝绸之路研究传统。1995年，王老师执掌西大考古之后，在俞伟超、李学勤、严文明等前辈大师的建议下（如李学勤先生说，西大的考古一定要搞丝绸之路考古），王老师决定“走出陕西”，最终确立了“立足长安、面向西域、周秦汉唐、丝绸之路”的学科定位与重点方向。
上世纪80年代，由于黄金之冢“提利亚特佩”的发现导致了国际上的月氏研究热。1991年，日本考古学家樋口隆康到西安讲巴米扬大佛、黄金之冢和贝格拉姆等中亚地区与贵霜和大月氏有关的遗存，当他询问中国境内的月氏遗存时，国内学者竟无法回答。这件事促成了王建新老师走上寻找月氏之路。在他看来，月氏西迁和张骞出访是丝绸之路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事件，因此，他以寻找和确认古代月氏的考古学文化遗存为切入点，“先东天山后系天山”、“先国内后国外”，一步步开展大范围调查与小规模发掘。
寻访月氏，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即是文献所载的月氏人活动区域“敦煌、祁连间”究竟在何处？过去的学者常混淆汉代的祁连山与今天的祁连山，认为“敦煌、祁连间”即河西走廊西部一带。然而根据王建新老师的研究，在汉代文献里天山有天山、祁连、祁连天山至少三个称呼，而今天的祁连山当时称为南山、汉南山，因此，王老师认为月氏人在西迁之前的活动范围位于今天的东天山地区。此外，从环境角度来看，河西走廊以张掖为界可分为东西两部分，张掖以东为草原，适合游牧经济，在汉初为匈奴浑邪王、休屠王所占据；张掖以西为荒漠戈壁，分布有少量绿洲，适合在绿洲发展定居农业。那么，月氏这样的大规模游牧人群不可能在河西走廊西部长期生活。
在寻找月氏的方向确定后，王建新老师遇到了方法上的问题——中国考古学方法体系是在对黄河、长江流域定居农业的研究中发展起来的，不能完全照搬至游牧人群的研究。王老师经过多年研究以及针对甘肃马鬃山地区牧民生活的调查，提出了游牧社会里聚落存在的普遍性，即游牧人群主要分布在欧亚大陆北方草原地带，纬度普遍偏高，部分地区海拔较高，到了冬季不可能像夏季一样“逐水草而居、居无定所”，需要寻找避风、向阳、有水草的地方定居下来。另一方面，贵族阶层通常不事放牧，即使夏季也会选择固定的地点定居，这就造成了特殊的聚落分布规律，即冬天存在大量的小型聚落，夏天主要为大型聚落——普通牧民外出游牧，大型聚落为贵族居住的统治中心。另外，王老师特别注重岩画的考古学研究。区别于艺术史学、民俗学对岩画内容的阐释，科学的考古学研究需要注意岩画的叠压打破关系，需要与居址、墓葬、岩画“三位一体”结合来研究古代游牧部落。经过对游牧部落的大量研究，王老师提出了判断游牧经济的标志——游牧聚落，并且主要分布在山前地带。无论是游牧经济或是半农半牧经济，先民的生产生活都离不开土地，在春夏季节，游牧人群除了奶制品以外，还需要大量的粮食供应，直到夏末秋初才开始大量吃肉，因此，单纯从食谱结构上区分游牧经济不一定有效。此外，王老师根据研究经验，对农业经济和游牧经济的关系给出了自己的看法。恩格斯曾将农牧分工作为人类社会的第二次大分工，欧洲确实如此，长期在聚落内部实行农业与牧业的分工；但东亚地区的情况则是不同的人群在不同的生业环境下选择了不同的经济方式，逐渐形成农牧二元结构，而非社会内部分工。游牧经济由于缺少粮食作物、缺乏抗灾能力，对农业经济有天然的依赖，需要与农业经济体进行物资交换，但在东亚历史上常常以抢掠为主。而在东亚和欧洲的中间地带（也即开展丝绸之路考古工作的主要区域），情况又有所不同。这一地区干旱少雨，只能在平地上发展灌溉农业（东亚整体上属于雨水农业），无法实行灌溉的地区则留给游牧人群，因此农牧人群“交错分布”，多数情况下“和平相处”。
在对游牧部落研究有了系统的认识和理论体系之后，王建新老师在东天山地区开展了考古发掘，通过大范围考古调查及小范围发掘，厘清了遗址分布特征，建立了这一地区的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东天山地区的早期聚落主要分布在河边、湖边，生业方式为定居农业和牧业。到了公元前1200年，山前地带出现大量大型聚落，被王老师划为早期游牧文化。这一时期当地游牧人群与农业人群的关系密切，使用的陶器非常接近。直到公元前500年，新的人群出现，其主要特征为流行直肢葬，从聚落分布来看，当时的统治中心可能在外蒙境内，结合文献记载与相关考古研究，王老师认为这一人群应当为古代月氏人。
然而，仅仅对东天山地区进行研究，还无法真正确定古代月氏的文化遗存，这一问题的最终解决，需要走出国门，沿着月氏西迁、张骞出访的道路，补全证据链条。因此，中亚考古势在必行。于是，王建新老师带领的团队成为第一批进入中亚工作的中国考古人，然而由于长期缺乏经费，只能由个人和单位自发进行纯学术交流，无法开展全面系统的工作。直到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哈萨克斯坦访问时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两国签署联合宣言，愿进一步加强和拓宽科技、文化、人文领域的合作。从此，中亚考古的学术研究、学科发展搭上了“一带一路”建设的顺风车。
在国际上的丝绸之路考古研究中，中国学者长期缺少发言权，随着近几年以王建新老师为首的中亚考古工作的开展，这一现象逐渐有所改变。王老师以西天山地区文化遗存研究为案例，讲述了他多年来形成的游牧聚落考古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国际实践。大范围系统区域调查与小规模科学精准发掘相结合、实地考察和实物观察结合、大遗址考古的理念和实践（重整体、重系统、重保护）、多学科和多单位联合参与……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在中亚考古研究中不断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如中乌联合考古在西天山地区以北的撒马尔罕盆地发现古代康居文化遗存，中塔联合考古在西天山以南发现古代月氏文化遗存（山前分布，偏室墓、单人直肢葬，其它文化因素来源复杂），四国联合考古在费尔干那盆地研究古代大宛遗存。在他开展工作的一片区域，分布着大批从青铜时代到波斯帝国时期、希腊化时期和贵霜帝国时期的古城，而进入青铜时代以后的墓葬几乎从未被发现。这是由于过去的研究通常在可耕种的平地开展，然而王老师认为铁器时代之后耕地紧张，墓葬应当分布在山区，于是很快发现了规模庞大的墓葬群。此外，王老师的工作表明，月氏与贵霜的遗存在考古上可以明显区分，动摇了“贵霜帝国为月氏人所建”这一西方历史教科书观点，贵霜人应当是希腊化时期巴克特里亚王国的后裔。
到了讲座尾声，王建新老师明确表示丝绸之路考古工作一定要为“一带一路”建设做出贡献。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西方考古学家和探险家曾经在我国和中亚各国进行掠夺式考古，是丝绸之路上各国不堪回首的惨痛历史。而到了今天，由中方主导的中亚考古一定要秉持尊重的态度，尊重所在国的历史、文化遗产和人民；秉持负责的态度，做好文物保护和考古成果的社会共享，做好保护性回填；同时注意中国考古学者在当地政府、学术圈和各界群众间树立的良好国际形象，形成有利的国际影响，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教育、科技、文化、卫生、青年、媒体、联合考古”等领域的合作与交流。
讲座结束后，在场的师生就游牧文化的区分、游牧人群和农业人群的区分、陶器划分考古学文化的适用性和局限性、丝绸之路考古的未来研究方向、游牧经济的起源、游牧经济与马的关系、物质文化与人群的关系等问题与王建新老师进行了密切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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